一個地方的轉變，往往映照著權力與文化的再分配。語言的消逝，通常不是轟然倒下，而是在日常的妥協中悄然發生。
面對近年語言環境的變遷，澳門人又如何看待？講不講廣東話，重要嗎？本期報道訪問三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一位透過廣東話積極融入本地社區的外地家傭、一名在「普教中」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大學生，以及一位親歷社區環境變化的中生代居民。他們的分享，或許能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今日的澳門，廣東話還代表著甚麼？
印尼家傭 Yosa 的語言歷險記：用廣東話工作、生活、嗌交
對印尼家傭 Yosa 而言，第一次聽見「仆街」這個廣東話詞彙時，她壓根未意識到那是罵人的粗口，反倒覺得聽起來像印尼語中一碗熱騰騰的湯。這只是她廣東話學習旅程的眾多趣事之一。自二〇〇一年離開印尼以來，她曾在新加坡、台灣、香港工作，最終落腳澳門。從照顧新生嬰兒到陪伴小孩長大，她也在這座城市磨練出一口能應付日常、甚至足以與他人據理力爭的廣東話。
每到一個新地方工作， Yosa都必須重新調整其語言系統，而印尼的家傭培訓中心，是外出打工者學習語言的起點。「如果你去新加坡，就要學英文；去台灣，就學普通話；去香港、澳門，就學廣東話。」這些訓練課程通常只教幾個月，內容多為生活用語，如數字、食物名稱、家居用品等，方便與僱主溝通。但當她十多年前踏上香港土地時，才發現語言的掌握，並不在課本裡，而在日復一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中。「大約喺香港兩年後，我先覺得自己廣東話 OK，唔只係聽得明，都講到啲。」
廣東語學習之苦 星期日跟星期一之差別
如今，Yosa已在澳門同一個家庭工作超過十四年，並身兼印尼移工工會（IMWU）主席。日常生活中，除了與親友聚會、出席會議，其餘時間——從超市買餸、照顧小朋友，到與僱主對話——她幾乎全靠廣東話溝通。語言，在她的生活中彷彿是一場零和遊戲：哪一種語言使用得多，就佔據更多腦容量。「以前仲會識講啲普通話，但太耐無用，我人又老，而家基本上已忘記，可能仲聽得明少少⋯⋯英文就因為工會活動，仲有一直講，唔係都應該忘記得七七八八。」
說起這幾種語言的難度，她坦言廣東話是最難。除了多達九個聲調，使得同一個音節只要聲調稍有不同，意思便可能天差地遠之外，許多字的發音在她聽來也極為相似。「廣東話星期日同星期一嘅發音，我點講都係一樣。所以有次我講星期日放假，老闆反問我：『你係講星期日定星期一？』」
除了聲調困難，語序差異也是學習過程中的一大挑戰。在印尼語，形容詞或動作常放在名詞之後，「炸雞」會說成「雞炸」，語序顛倒，讓她經常要重新調整語感與語法。
為了幫助更多印尼外僱學廣東話，也讓自己有所進步，Yosa曾在二〇一七年發起免費的社區語言課，由一位精通中文與印尼語的朋友擔任義務老師，課堂更吸引了來自尼泊爾、緬甸、菲律賓的外僱參與。「大家都想學好啲，令工作及生活容易啲。」然而，該課程已於二〇二二年因老師工作忙碌而暫停。「我都想再開班⋯⋯但係搵唔到老師。」
印尼人更積極學廣東話？
對於自己的廣東話程度，Yosa 表示已足以應付日常所需。「老闆講咩，我都大約知八、九成。有時佢講新聞，我都會聽，但有啲字唔識，唔係日常工作用到，會聽唔明全部意思。」她亦回憶起某次在超市的經歷，一名職員誤認她有偷竊行為。儘管語言理解有限，她仍能敏銳地察覺對方語氣中的敵意。「我唔太聽得明佢講咩，但我知佢係講我，所以我即刻用我識嘅廣東話解釋返，唔可以就咁算數。」那次經歷，讓她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也是保護自己的盾牌。
與其他外僱群體相比，Yosa 認為印尼人普遍在學習廣東話方面更為積極，有些在酒店工作的印尼人甚至能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都係迫出嚟⋯⋯大部分印尼人都唔識講英文，所以為咗工作機會，會更加努力去學廣東話。但如果你識英文或者普通話，都可以溝通，就唔使咁努力去學（廣東話）。」
受「普教中」洗禮的大學生 Ceci：從廣東話中找到歸屬感與安全感
和 Yosa 一樣，語言切換早已成為 Ceci 的日常本能。成長於澳門的她，在家說母語廣東話，學校則以普通話授課，生活自然地在兩種語言之間遊走。Ceci曾一度認為，語言只是單純的溝通工具——直到兩年前，她遠赴內地升讀大學，才真正意識到說廣東話，原來不只是語言選擇，更是一種情緒與身份的連結。
從小學到中學，Ceci 就讀於澳門一所知名的「紅底」學校。儘管班上九成同學都是本地人，學校仍嚴格執行「普教中」政策，禁止學生在中文課堂以廣東話交談。除了英文課，幾乎所有科目教師都需使用普通話授課。「我哋學校比較多大陸嚟嘅老師，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就算老師識講，而且普通話講得麻麻哋，學校都會要求佢哋用普通話上堂，老師都會儘量配合。」
這樣的語言政策逐漸滲透到她的語言使用習慣中。課堂外，她仍與同學以廣東話交談為主，但語句中偶爾會夾雜普通話詞彙。「我喺學校學比較正式同書面嘅嘢，所以有時有啲字唔識點用廣東話講，因為平時同屋企人唔會用呢啲字。」她的發音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訪談過程中，有些字詞的咬字明顯更接近普通話。例如「書」這個字，廣東話應為 syu1，但她的發音則更接近普通話的 shū。此外，她習慣使用普通話拼音輸入法，而非本地常用的倉頡或速成。
從「無感」到「有感」 關於廣東話認同
Ceci 回憶，過去在學校時，對這種語言環境其實沒有太大感覺。「當時我自己係無感偏多，因為係學校要求，只要唔影響（同人）交流就得。呢個唔係我哋自身想改變，而係學校想我哋接觸多啲普通話、多啲大陸嘅嘢。」
真正的轉捩點發生在她離家赴內地讀書之後。儘管課堂上依然使用普通話，但不再像從前那樣，放學後可以回家用母語聊天。如今，即便回到宿舍，她也得繼續講普通話。「可能去咗一個唔係我熟悉嘅環境，所以當遇到識講廣東話嘅人會覺得比較親切、比較有安全感。」這份熟悉感促使她積極參與學校的澳門學生聯會活動，與其他來自澳門的同學用廣東話交流，說話時的語言選擇，也變得更有意識。「大家身份認同都係（來自）廣東話，所以一齊聚會傾偈時一定有意識用返廣東話，而且有時唔想其他人聽得明我哋講咩。但中學時，如果講到啲字用普通話講比較順，大家就會自自然然轉咗去普通話。」
即使在「普教中」環境下長大，Ceci 表示，她的普通話仍帶有廣東話腔調，尤其在發捲舌音時，容易出現偏差。會不會因此覺得兩種語言都說得不夠好？她沉思片刻後說：「都有少少，但都係同成長環境有關。」
然而，這樣的語言習慣，也讓她在內地求學時的「澳門身份」更加鮮明。當內地同學發現她並非在當地出生長大時，常會流露出濃厚的好奇心。「佢哋聽到我講廣東話，會主動問我係邊度人，仲會話廣東話好好聽。我哋都會覺得，有澳門 （人）身份係一件幾好嘅事。因為咁大間學校，澳門人真係少之又少，大家會覺得自己比較特別，會更認同自己係澳門人。」
世代差異下的選擇 被動接受，還是主動喜歡？
離家讀書後，Ceci 開始更積極關注澳門的新聞與社會議題，與她成長的城市建立起更深的連結。她觀察到，這幾年澳門的語言環境正逐漸變化——街頭湧現大量旅客、簡體字標語隨處可見，公共空間中使用普通話的頻率也明顯上升。
其中，她特別注意到比她年輕的一代，日常使用普通話的情況愈加普遍。「我仲喺中學嗰陣，同校啲小學生日常講普通話嘅情況已經多咗。」這樣的轉變，除了學校政策與生活環境的影響，也與社交媒體使用密切相關。「大陸社交媒體興起，加上學校一直推動，所以佢哋更傾向講普通話。唔同我哋嗰代，我哋係學校要我哋講；佢哋係接觸咗之後覺得鍾意，先主動選擇呢種語言。」
這種被動與主動之間的差異，讓Ceci重新思考自己與廣東話之間的情感連結。如果五年前問她廣東話代表甚麼，她可能會說，那是日常生活的溝通工具。但經歷了這兩年出外讀書生活，其想法已有所改變。「我由細到大都係用廣東話，已經變成我文化嘅一部分。之後出咗去讀書，先發現原來廣東話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
見證黑沙環變遷的阿B：澳門講廣東話的日子，還剩下多少？
在北區的黑沙環，巷弄之間仍可聽見街坊以廣東話熱絡交談，但對從小在此長大的阿B而言，這樣的語言環境正發生改變，逐步被普通話取而代之。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他甚至認為，隨著人們追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未來在澳門使用廣東話的人可能會愈來愈少，反而是那些散居海外的澳門人，或許將成為廣東話傳承的重要守護者。
「黑沙環而家同我細個長大嘅環境好唔同，同埋會睇到老一輩嘅人講廣東話比較多，後生嘅就比較多講普通話。」現年三十多歲的阿B說，除了語言的變遷，他也觀察到區內簡體字招牌愈來愈多，店鋪風格與商業行為也逐漸「內地化」。
這些改變並非一夕之間發生，當他意識到時，黑沙環早已不復他童年記憶中的模樣，但他並不感到意外，畢竟北區向來是新移民與內地勞工的主要聚居地。「住北區嘅人通常都會返大陸，同大陸比較親近，佢哋嘅成長環境同埋購物習慣，都同內地息息相關，所以我諗佢哋用普通話係好自然嘅事。」
從阿B 的觀察來看，語言的轉變不只發生在黑沙環，而是整個澳門社會。媒體內容的改變，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本身從事媒體產業的他指出，過去澳門人主要接觸來自香港與台灣的影視作品，如今則被內地的社交平台內容與綜藝節目所取代，尤其對年輕一代的語言習慣與思維方式產生影響。
另外，與鄰近的香港相比，阿B 認為澳門家長對孩子學習普通話的接受度更高。「我身邊有啲朋友對政治唔太關心，會覺得為咗仔女將來好，當然係要講普通話。香港可能會有啲家長好抗拒小朋友講普通話，但澳門呢個情況比較少，大家都會覺得學多一種語言係好事。」
被要求講普通話？
隨著近年大量內地旅客湧入，語言使用的爭議在澳門也時有所聞。原本屬於地方日常的廣東話，如今在公共場合中，逐漸面臨普通話主導的壓力，語言選擇不再只是功能性的考量，而是牽動著文化與情感認同的敏感神經。不久前，兩場在澳門舉行的大型演唱會引發網上熱議。香港歌手張學友演出期間，有觀眾要求他講普通話。他當場以一句「沒辦法，對不起，學一下廣東話，加油」作回應；另一位天王黎明則主動以普通話發言，強調澳門及香港人也聽得懂普通話。
阿B 坦言，他對「講普通話」這種理所當然的期待，感到抗拒，特別是當部分內地旅客來到澳門，卻理直氣壯地要求本地人配合時，他不禁質疑，「你嚟旅遊就係想有唔一樣嘅體驗，如果都係講普通話，點解你需要嚟體驗呢？」他表示，自己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確實曾遇過一些態度強硬、堅持他必須使用普通話的人。不過，也有不少普通話使用者願意以廣東話溝通，甚至表現出理解與包容。「呢種情況，我覺得佢哋幾好，有同理心同會尊重你。」
這樣的經驗，或許反映了不少澳門人的心聲——語言的交流，應該建立在相互理解與尊重之上，而非單方面的遷就。然而，阿B指澳門社會對語言與身份認同的關聯，長期以來缺乏深入討論。「呢個地方，好少人會關心身份認同與語言嘅關係。」
在媒體生態改變、家庭教育觀念轉向，以及整體政治氛圍影響下，阿B 認為廣東話在澳門的地位，恐怕只會愈來愈邊緣化。「我覺得會愈嚟愈少人喺澳門講廣東話，普通話甚至英文會變成主流，因為能流利講呢兩種語言會有更多機會。」他進一步指出，未來廣東話的延續，或許需依靠那些移居海外的澳門人來守護。「人在外地，會更加珍惜自己嘅語言同文化，而澳門而家嘅環境，令到啲人覺得講唔講（廣東話）好似都無乜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