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歌手羅文曾在廣東話金曲《家變》中唱道：「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這句歌詞不僅道出人生無常，也隱喻語言的命運——唯有徹底消失的語言，才會真正停滯不前，而活生生的語言，必然隨時代流轉而變化。
過去十多年來，隨著澳門人在媒介使用習慣上的轉變、教育政策的調整，以及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化，廣東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本地廣東話研究學者湯翠蘭觀察指出，普通話如今在澳門社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年輕一代的語言使用模式亦明顯受到影響，但她強調，廣東話與普通話並非處於對立兩端，應朝向平衡共存的方向發展。否則，澳門將逐漸失去其獨有的語言文化底蘊，在語言同質化的趨勢下，只會淪為內地三線城市。
三地廣東話大不同 語言中固有與新近的競爭
澳門、香港與廣東三地居民皆使用廣東話，聽來大同小異，然而，在語音細節中卻蘊藏著各地發展的獨特軌跡。澳門粵方言學會理事長、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副教授湯翠蘭指出，澳門的語音基礎與廣東中山話較為接近，並受到四邑地區（新會、台山、開平、恩平）口音的影響。相較之下，香港的廣東話則因過去新界地區大量客家人聚居，再加上潮汕話與東莞話等滲透，逐漸發展出地方特色。
澳門大學博士生張延勇於二〇二二年發表的論文〈港珠澳三地粵語雙字組聲調的社會語音學研究〉指出，港澳廣東話皆出現雙字組聲調合併的趨勢，例如第二聲（陰上）向第五聲（陽上）靠攏、或第六聲（陽去）與第三聲（陰去）混合。舉例而言，「史」（si2）與「市」（si5）、「試」（si3）與「是」（si6），在語言實際使用中愈來愈難以區分。
湯翠蘭在大學教學上也觀察到類似的變化趨勢，指出學生近年在辨別陰上與陽上聲調的能力明顯下降，從二十年前約一半學生能分辨，到現在已少於一半。對此，她認為沒有對與錯之分，而是語言自然演化的結果。「首先語言係會改變，而家陰上同陽上，大部分人都分唔到，係咪要強行去分？或者指責人係錯？⋯⋯我覺得語言永遠都有一個固有同新近嘅競爭，好似陰上同陽上嘅問題，當大部分人分到，我會希望你嘗試去分。但當九成嘅人分唔到，就會變做一個主流。如果無影響到溝通，就應該接受（為）呢個地區嘅特色。」
是蕃茄還是西紅柿？普通話不等於書面語
除此之外，湯翠蘭也關注到，近年廣東話在發音、詞彙與語法層面，逐漸受到普通話的滲透，影響尤以年輕一代最為明顯。「口語方面，唔係用傳統粵語嘅表述，而係用咗普通話或書面語翻（譯）過嚟嘅講法。」例如，傳統廣東話的句尾助詞「啩」，被普通話的「吧」取代，「唔係啩」變成「唔係吧」。副詞「太」的使用也漸趨普遍，例如「太好食」、「太差」，取代了原本廣東話中的「好好食」、「差得滯」或「差成咁」等更具本地語感的說法。「而家年輕人，甚至乎我哋呢啲中生代，都會喺粵語入面用『太』呢個副詞嘅普通話用法。」她補充道。
在詞彙層面，她指出，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的差異，更反映出南北地區在語言習慣上的分歧。例如，港澳慣用「蕃茄」、「馬鈴薯」、「畏高症」，而北方則使用「西紅柿」、「土豆」、「恐高症」。近年來，愈來愈多澳門人不自覺地將這些北方慣用語納入日常語言，不僅出現在書寫中，在口語中也顯得常見。
這現象與普通話在中國的語言政策定位密切相關。根據官方定義，普通話被視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好多人會覺得普通話就係書面語，所以變成佢哋覺得用蕃茄好似唔正確，要用西紅柿先得，因為普通話用西紅柿，但其實只係北方用語，而我嘅立場係普通話都係一種口語。」
語言教育天秤傾斜 「普教中」學校比例上升
這些廣東話的轉變不單源於抖音等社交媒體內容的強勢輸入，也與新移民、內地勞工與遊客大量湧入有關，加上教育政策的潛移默化，讓語言使用的天秤開始傾向一方。
雖然澳門政府一再強調，並未強制本地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但在政策與資源分配上，實際情況卻截然不同。自二〇一三／二〇一四學年起，以鼓勵本地學生及學校提升語文能力為由，政府開始資助本地高中學生及語文科教師報考普通話水平測試，以及相關考試的培訓班。
然而，相較於普通話的制度化推進，湯翠蘭指出，澳門至今仍缺乏針對廣東話的語言能力檢定制度，使得學校在聘用中文老師時，往往傾向選擇具備普通話資格的教師。另外，目前澳門中小學普遍會教授普通話的拼音與聲調，作為學生語文基礎的一部分，但對於本地學生日常使用的廣東話，教育制度卻缺乏相應的教學安排。
翻查資料顯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曾提供數據指出，在二〇一六／二〇一七學年，本地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比例為22％，中學則超過26％。但自此之後，官方未再更新或公開相關統計。不過，湯翠蘭根據其學生鄭霜如於澳門理大完成的論文〈澳門中學語文科教學語言使用情況研究〉指出，實際情況可能早已有所變化。該研究調查本地45間學校，結果顯示有16間（35.6％）採用普通話授課，24間（53.3％）使用廣東話，另有5間（11.1％）則採雙語教學。
湯翠蘭預測，若政府的政策不出現重大調整，本地中文教育將會持續傾向「普教中」的方向發展，但她認為不應簡化為二選一，而是要學會在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靈活轉譯。「而家情況係學校搵講普通話嘅老師教語文，又或者本身係本地人，但只教學生所謂『標準』嘅語文，而忽略粵語本身嘅講法係唔一樣⋯⋯所以語文老師需要有雙語對譯交差嘅能力，教到學生普通話同廣東話嘅講法。」
她強調，澳門一向並非抗拒普通話的地方，「廣東話及普通話並唔係處於會產生衝突嘅位置。」但近年來的政策走向與大環境氛圍，卻逐步令這種平衡失衡。鄰近的香港於二〇一〇年代初期在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及「普教中」政策時，引發激烈社會反彈。特別是二〇一四年，香港教育局一度在官方網站上將廣東話列為「非法定語言」，引起市民強烈不滿，不少人認為這是削弱廣東話地位的前奏，更與國民教育掛鉤，擔心背後隱含洗腦式的愛國敘事與民族主義情感輸出。
自這系列事件後，她有感儘管澳門社會和教育界曾對語文政策提出不同聲音，但官方教育政策的方向始終如一。「社會討論歸討論，但政府嘅政策一直繼續走，就係要普通話。」
講普通話就愛國？講廣東話就不愛國？
近年不少官員與議員在公開場合使用普通話的頻率亦明顯增加。去年的回歸酒會上，新任政府主要官員首次接受傳媒訪問時，因應央視等官媒在場，全程以普通話作答，即使有官員的普通話非流利、發音不準。「呢個係意識問題，佢哋意識係（講普通話）代表認同國家同愛國，但其實愛國唔等於要捨棄本土，我可以同時愛呢個地方同愛國。」湯翠蘭直言，保育地方語言並非不愛國的表現，指出如上海、廣州等地，近年也陸續推出保育地方語言的政策。
廣東省人大代表周綺霞今年初提出，廣東話使用場景在普通話強勢推廣下逐漸式微，導致幼兒對本土文化愈加疏離，廣東話能力也日漸退化，使文化傳承面臨嚴峻挑戰。為此，她呼籲廣東省政府制定專項政策，設立基金與教材指引，為幼兒粵語教育提供制度與資源支援。儘管成效仍待觀察，但至少，這些議題在公共政策層面仍有被提出與討論的空間。反觀澳門，鮮見議員主動提及廣東話教育與文化保存議題，甚至可能遠不及內地的積極程度。
湯翠蘭進一步舉例指，以往澳門的店舖招牌多會同時標示繁體字與葡文，展現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然而，近年來不少新開的店舖，招牌上只剩下中文，而且不少為簡體字。「你覺得呢個仲係澳門？唔係呀。如果政府繼續呢啲政策，可能十年內，新生代唔會再同你講廣東話。語言方面，澳門會冇咗特色。到時，澳門只會變成內地嘅二級、三級城市，我哋唔會係一級，只係一個鎮。」
當然，語言的保存不應全然寄望於政府層面的作為，即使空間有限，每個人仍有可為之處。她以香港歌手Serrini為例，稱其保育廣東話的方式，就是寫及唱廣東話歌曲。一般市民亦可透過日常對話、創作、教育下一代等方式，堅持使用廣東話。與此同時，她呼籲大眾應對學習廣東話者展現更大包容。「唔好見人講得唔準就笑佢，反而應該鼓勵。」
「好多實證都已經證明，只係喺屋企用嘅語言，係保留唔到嘅。一種語言要延續落去，起碼要喺社會同族群之間使用，好似澳門土生葡語Patuá，就係因為無得喺社會中使用，先至瀕臨消失⋯⋯我哋係咪又要等廣東話就嚟死，先至開始保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