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底爆發的一場疫情，將原本只想在葡國探望家人的土生藝術工作者官狄龍（Dino），「滯留」在葡國足足一年。環境突如其來的轉變，不但打亂世界的秩序，也動搖他對於留在澳門，跟這成長之地「相廝守、共存亡」的初心。
耳聞目睹太多關於疫情的種種，感慨生命脆弱，Dino開始問自己：我的餘生到底想在哪裡度過？想怎樣地過？今年春天，適逢Dino專程回來，把回澳探親時不慎受傷的母親接回葡國前，小記把握時機找他作了個「對小城的最後告白」。
回家如「參觀博物館」
訪問一開始，Dino就坦言，若非因為還有些事需要回來處理，自己他不會再回來澳門。「落機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回家。雖然下車後覺得人們的節奏不同了、街道的面貌也不同了……但因為我落機是晚上，有些看不清楚。到翌日我真的肯定了這份感覺，這裡好像真的不再關我事。我看到的天空，聞到的氣味，人的態度等等。我要強調，人的禮貌其實變好了，但他們不再關心你。以前可能會講粗口，但會關心一下你從哪裡來，現在就只是想Serve你（編者按：做生意服務您），不用再真誠了，只是種客氣的禮貌。」
他又深深感到今次回澳似自己在「參觀博物館」，而非回家，就是凡事都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但卻已不是屬於自己。
這裡人都在追趕生活
沒有人享受生活
暫別澳門數年再回來，Dino坦言，現時看到的是越來越多人只在追趕生活，卻沒有人在享受生活。
「即使我再去白鴿巢公園看老人家下棋，他們的坐姿都是一副趕回家的模樣，或者因為當時天快要下雨吧？都不是輕輕鬆鬆的樣子。甚至我去黑沙海灘時，見到在用燒烤場的，都只是菲律賓人。最初我在葡國時並不習慣，在超市排隊等付錢時，前面的人跟收銀員傾計，可以傾到個仔去哪裡讀大學。但我只是想付錢就走……後來我慢慢明白，這才是在生活。」
他又稱，現時在澳眼見耳聽的，盡是身邊友伴在忙碌地以物質擁有為生活下定義，卻感覺不到他們在跟自己溝通，反而更像在指示「何謂生活」，類似話題令自己既無奈又越見陌生。
誰才是澳門的文化英雄？
作為一個橫跨音樂和戲劇界，同時兼備唱、作、演俱全的多棲藝術工作者，如今人不在澳門生活，對於建立澳門的文化身份，Dino似乎仍耿耿於懷。
「以前我很想為澳門做些事。香港人有李小龍、有Beyond、有金庸。虎門朋友至少都說得出他們有林則徐，這是文化英雄的身份認同，澳門有甚麼？」
他又稱，過去澳葡政府時代，葡人華人其實是各有各生活，沒有真正交流。「後來因為搞旅遊、做生意，才有所謂八大產業，真的做到嗎？我也很想大大聲告訴別人，這些就是澳門！可惜我未見到有甚麼可以算得上澳門的文化英雄。當人們不斷追趕生活，就很難去反映出自己其實是甚麼。」
冀守住藝術教育的初衷
捍衛做音樂的價值
當初讓Dino萌生離澳想法，可以追溯至他在藝術與生存之間的掙扎。一直兼職教授樂器和戲劇的他，在澳門培養不少劇場和音樂學生。隨著澳門急促發展和期待展示世界定位，他感到越來越多家長和學生只求一張憑證或資格，教師也被期望只是傳授知識，無人在乎藝術的精神層面。
「知識哪裡、何時都可以有的，但老師是要培育學生的態度！我無法告訴學生，現在這樣追求知識是否算公道？效益主義令我們變了！我侄仔在葡國學音樂，他學兩個月的內容，我在澳門一堂可以教完。」
他有感，在葡國的藝術教育更著重小朋友感受多於學技能，當浸淫到他們喜歡上這門藝術，自然就想學並學會了。「在港澳無可能這樣，我幾百蚊上一堂，就要達到幾多樣嘢，幾時考級之類。學音樂的意義是甚麼？如果學生不明白這件事，不靠他自發學習的話，他只是賺取證書，卻沒有具意義的音樂，這不是音樂該做的事。」
談到學音樂的初衷，Dino十分感激在音樂上遇上自己的伯樂和啟蒙老師梁超洪先生。在見識過老師對於音樂的熱情後，他才發現享受音樂本身和正確的態度才是核心價值。
「師傅教會我更多的，不在於件樂器，而在做人上。人與人要協調、要夾！他教識我，音樂好玩重要過好聽！他教識我，與其想很多人喜歡自己，倒不如有自己的立場更重要。他有他的執著，但他從來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他不Social（不熱衷社交），也不花時間在與他無關的人身上。他也是我在澳門見過，可能是唯一一位懂得修理弦樂器的人，我的大提琴曾整個跌斷，是他幫我修理好。」
這次回澳，Dino也特意去醫院探望病重的老師，亦相信此次一別難再相見。
發覺有自己想法的人
只會越來越不受澳門歡迎
回歸前已在藝壇十分活躍的Dino，向小記分享回歸初期的一件軼事。當年因為欠缺演出場地，劇社成員講笑說不如去政府遞信，結果Dino同兩三個劇社同伴，真的去了遞信。
「當時有六、七個保安圍著我們，問我們甚麼事，我們說想向特首申請演出場地！信件收信人是當時特首何厚鏵。後來過了一段時間，真的給我們批出一個演出場地。回想起這件事情，都想多謝他（何厚鏵），不知他是否真的有看到封信，至少真的有回應訴求。」
至於現時政府對藝團的態度及支持，Dino直言大環境在營造一種「不歡迎有想法的人」的氛圍，「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一種不受歡迎的感覺，這令我覺得再留下去是很難的事。」
他又坦言，本地有不少藝術家一直似在做一些「掃地的工作、㨘招牌的工作」，就是在努力告訴別人，這裡有甚麼，別人才不至於遺忘了澳門，才不至於把垃圾堆在其頭上。「但與其說掃地，不如說現在更像在『掃墓』，做劇場的更像在悼念的感覺……澳門都有些文化人，但政策上並不鼓勵你做更多。」
「打壓毋須明顯，只要不給你資源、無申請不得做街頭表演，當所有演出場地都要申請准照，所有嘢已經控制了。言論自由？可以呀，你講囉，但無平台給你發聲。」
Dino又對本地藝文界一些狀況感到驚訝，如演出場刊要刪走一切關於台灣的字眼，聽說否則會影響場刊印刷；又如若戲劇演出達三千觀眾以上的話，劇團就會得到一些「上頭部門」的關心，看看有沒有甚麼「需要協助」；但由始至終沒有人能說明箇中原委。
「有些事彷彿個個都知道不同了，就是無人答到你為甚麼不同了，你若繼續問為甚麼，你就是有精神病那位。我很多學生都離開澳門，因為他們都明白，就不用再說。」
在葡內心感平安
面對不公義 公民不旁觀
訪問期間，Dino又分享葡國的生活，並直言那裡的生活讓自己感到平安，唯美中不足便是部分流行藝術和文化元素仍滯後。在音樂方面，葡國的慢曲雖很好，惟樂器種類並不多；在消費文化方面，在首都附近會好些，但追求五光十色的話，就不能滿足；至於食物，菜色選擇極少，水準亦參差。「我會掛念在澳門吃到的味道！這裡人口也很少，我在澳門一天見到的陌生人，比葡國一年見到的總和還要多，但這樣子的生活我還是滿意的。」
他又稱，幾年疫情夾雜著澳門周邊地區的動盪情況，亦慶幸那幾年，自己「被抽離」在風眼以外，反而感到平靜，找到一個可安歇的避風港，亦可以名正言順避開一些令他感無力的人與事。
奈何，後來歐洲也爆發俄烏戰爭，Dino一方面唏噓世界到處都很亂，但另一邊廂他看到整個歐洲在回應戰事的發展中，反映出團結、良善、不計較自身貧富與否的寶貴特質。「即使葡國或周邊較窮的國家，也是支援難民營，這感覺挺好。雖然真的有災難，至少感覺大家是在一起的。不像之前在澳門，很多人覺得有災難，卻無人覺得能夠面對和解決，大家很無力⋯⋯」
在葡國說好自己想說的
澳門故事
在葡國被人問起澳門是個怎樣的地方時，Dino說，自己只會回答一句：「Can’t complain」。
他解釋這是一語雙關的意思，一方面澳門客觀的硬件條件是好到「毋庸投訴」，就像回歸後許多基建和民生措施的改善；但另一重的意思卻是「不能投訴」，因為澳門就是一個容不下投訴的地方。
Dino又稱，自己仍熱愛藝術創作，但會由幕前演出轉為較專注寫作上，寫廣東話劇本，以熟悉的語言寫對白才是劇本的核心推動力。
不論是自身的多重血統，乃至早就深入骨髓的本地味覺、文化、人情，早已刻劃Dino心中永久的家鄉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