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經常強調，澳門失業率已回落至疫情前相若水平，二〇二五年首季本地居民失業率為2.5%（7,300人），較二〇一九年的2.3%相去不遠，居民就業不足率亦從高峰期下降至1.6% （4,700人），兩者加總不過大約1.1萬人，為何市民怨聲載道、對就業環境的「體感溫度」與官方差距這麼大？
先說結論，在疫後各種「花式招聘」的新常態下，沿用原有指標，或繼續以舊的思維解讀統計數據，會否最後變成數據表面正常，但不代表這是一個健康的就業環境？
打工一小時不算失業
首先釐清一下統計定義，市民只要在調查前七日曾經工作一小時，已不算失業，而是歸類為「就業不足」——在受訪前七天非自願工作少於35小時，同時希望接受更多工作，或在過去三十日內曾經尋找工作。
疫後兩年，居民就業不足率仍未復常。二〇二五年首季雖回落至1.6%（4,700人） ，但仍較二○一九年的0.6%（1,500人）高出一截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前就業不足人口主要集中在45歲以上中壯年人，如今25歲以上各組別都相當接近；而16至24歲、25至34歲，兩個年青世代的就業不足人口比二〇一九年多出四倍（圖1），顯示在就業低迷的大環境下，後生不再是求職的護身符，不同年齡階層都在寒冬中掙扎。
每週工時逾35 已被當全職
「就業不足率」固然是觀察勞動市場變化的重要指標，但一週工作只要達到35小時，無論是不受《勞動關係法》保障的「假自僱」外賣車手、還是長期被兼職者，在統計上均視作「全職僱員」。換句話說，這批人既非失業、也非就業不足，在官方解讀中是「沒有就業問題的」，即使這對部分人來說是無選擇中的選擇。
種種跡象顯示，澳門越來越多基層全職工作被轉換成兼職，只能一直做兼職、「炒更」的人，最怕是手停口停，難對生活有較長期規劃和保障。單方面強調以工時為基準的「就業不足率」，恐怕已無法反映打工仔如今在勞動市場上面對的各種被動脆弱和不穩定風險，反而容易轉移視線、淡化了勞動環境惡化的本質。
其中一個例子是，近期有博企聘請茶水服務員「兼職」，標明「24小時有更、日日有工開」，每更八小時，要求一週至少要返四至五天，仍然是以時薪計算。該職位每週工時最高可達40小時，完全跌出「就業不足」的計算範圍。上期新聞專題，記者也有追蹤到「炒散王」個案，這些活生生的例子說明，在疫後就業新常態下，一個每天醒來要為供樓、養小孩、柴米油鹽苦惱的人，要靠兼幾份差才夠養家的人，要在「調查前七天」工作35小時，或許沒有想像中困難，不排除部分「被兼職者」、長期「炒散者」分散在其他工時組別。
鐵飯碗 泥飯碗
即使同樣一週開工35小時，對打工仔而言，是否包薪制、「鐵飯碗」簡直是雲泥之別。不能享受帶薪休假、各種津貼和醫療保險等福利，年尾雙糧花紅獎金全屬痴心妄想，連最基本下個月能否繼續有工開也是未知數，這種惶惶不安如影隨形。更何況，就業滿意度還包括薪資水平、專業發展、向上流動的期望等等。不難想像，在這樣極度不穩、「你唔做外面大把人爭住做」的環境下，員工若遭受不公也大多敢怒不敢言。倘若見到職場大多是全職外僱，心中自是有氣難平。
雖說依足《勞動關係法》，散工也有權收取三工、加班補貼，為同一個僱主「長期穩定兼職」可按比例享受年假、病假等福利，但從大量招聘訊息可見，只有少得可憐的例子，強制性假期兼職時薪符合法例規定，資方擺出的態度已是預設了這批非正規編制的員工除了時薪甚麼也沒有。臨時工面對資方又有多少議價能力？最終大多自己摸摸鼻子，極少數人離職時再向勞工局投訴追討，一堆舉證、行政程序和漫長等待，這番折騰跟全職員工的垂手可得、理所當然，就是「鐵飯碗」和「泥飯碗」的距離。
這還算是相對簡單的情況，假如這批兼職工並非直接跟用工單位簽約，而是中介的人力派遣公司，處理勞資糾紛時會否牽扯出更多變數？目前澳門法例對「派遣制」完全是零規管的狀態。總括而言，如果政府想準確掌握民情，而不是跟民間各說各話、自我感覺良好，勞工局有必要啟動專項勞動研究及引入新的統計指標，定期追蹤「派遣工」、「假自僱」等僱用形式的趨勢，讓這些勞動市場的性質改變、弱勢群體的處境能夠被看見。
生存遊戲 工蟻的戰爭
再者，為何市面的散工、兼職越來越多也要爭崩頭？一般而言，參與這場生存遊戲的競爭者有幾大類：一、每週工時少於35小時的群體 (包括自願及非自願就業不足) ；二、上述長期兼職、炒散分佈在其他工時組別的隱形群體；三、無納入《就業調查》，住在珠海、跨境工作的澳門人；四、以上僅是指身份證持有者，還未計黑工和過界勞工，月初的演唱會「志願者」事件會是獨例嗎？
現有統計數據僅能反映「每週工時少於35的就業人口」（包括自願及非自願）。最新一份勞工局《澳門勞動市場報告》顯示，二〇二三年這個低工時群體估計有多達26,700 人。表面上，當年就業不足人口僅6,500人（圖2），後面其實有超過兩萬人同時在搶兼職。
冰山之下，水究竟有多深？要看清勞動預備軍的規模，才能想像這場「工蟻」之戰是何等激烈！這無非是供求關係，既然「甲方」敢開出越來越苛刻的條件、就算臨時臨急也不擔心請不到人，證明目前人資市場哪一方才是贏家。
跨境工作群體 統計黑數
最後非常關鍵的是，就《就業調查》的基數而言，當中還有跨境工作群體的「黑數」存在。近期「現金分享」改制的爭議，就有移居珠海、不定期回澳門做臨時工的居民被取消受惠資格，令這些被隱沒的勞動群體稍為浮上水。
統計局在報告中確實有註明，《就業調查》的抽樣訪問對象「只限澳門住宅單位居住者」，即住在珠海等地跨境工作的澳門人及外僱，這批勞動者的數量、歲組等資料是根據出入境紀錄推算出來。社會上一直有聲音促請當局提供更精準的數據，指這個跨境工作群體大得驚人，長期超過十萬，佔澳門總勞動人口逾兩成，若不將其計算在內，勞動數據必定會被稀釋。
翻查資料，二〇二四年第三季居澳勞動人口為38.6萬，而「非居澳」勞動人口估計多達10.37萬。由此推算，平均每4.7名澳門勞動者就有1人住在境外。這10.37萬人當中，外地僱員佔9.09萬，澳門僱員約1.32萬（圖3）。這批澳門人究竟是水客？長期有工開、已經失業還是就業不足？屬於較富裕還是收入較低、不穩定的階層？完全不得而知。旅客消費調查是在各口岸隨機抽樣訪問，類似方式是否可用在跨境工作群體身上？
很明顯，將十萬跨境工作群體排除在《就業調查》外，即使當局「戴了頭盔」也無法免責，這已經不是稀釋的問題，而是出現嚴重的統計偏差、樣本缺失。這些有缺陷的數據成了官方回應就業問題的擋箭牌，無怪乎民間有感官員仿似活在平行時空，不知人間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