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澳門市民習慣稱替博企代聘兼職、散工的中介公司為「外判」，坊間也對臨時工的時薪抽佣比例有很多傳聞，但此中介不同彼中介，在概念上必須釐清才能深入問題的本質。
事實上，這種人力外派業務屬於「派遣制」（manpower dispatch）而非工作外判（outsourced work）。「派遣制」是將員工出讓，打破了傳統勞動關係中用人單位直接請人、職介所只從事求職配對的界線，因業務性質不同，派遣公司與第三方機構協議收取多少服務費，不受澳門《職業介紹所業務法》監管。《勞動關係法》亦不對口，無法防止企業濫用派遣制。
相對多國早已有專法介入，目前澳門可謂如入無人之境、零規管的「派遣樂園」。難怪有本地派遣公司的網站開門見山，寫明人力派遣就是為了「降低成本」、「提供遣散便利」。
名義上的僱主
「派遣制」最早出現在美國，由人資公司直接跟員工建立僱傭關係，原意是為第三方企業提供短期、臨時性人力支援，類似「勞動租賃」的概念。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後，「派遣制」開始大行其道，日本商社裁員瘦身，以派遣工大量取代終身聘用制的正社員，成功壓低薪酬福利、退休金、招聘管理等人事開支。及後派遣制在多國野蠻擴張，「窮忙族」激增引發一連串社會問題，迫使各地政府正視對員工穩定就業的傷害，紛紛踩剎車立法限制。
作為一種非正規就業，派遣制令企業可以鬆綁、靈活方便調節人手，對打工仔而言，似乎也提供了一種自由的新型態工作選擇。然而，現實中這種彈性常被資方濫用，最終拉低行業整體薪資、同工不同酬、取代長期直接僱用，企業裁員連「肥雞餐」都慳返，對就業市場造成莫大衝擊。
利之所在，外地曾衍生出不少扭曲變型的版本，例如：派遣工為用人單位長期工作，年資福利無法累積，也無法轉正；或者「假派遣」，明明是去這間企業面試，最後求職者被轉到中介簽約，派遣公司成了員工「名義上的僱主」，一旦企業無需要員工就會被炒，不會被派到其他公司。類似情節，澳門人聽起來熟口熟面、似曾相識。不少跡象顯示，這些已被玩爛、甚至多國立法禁止的「優化」人資方案已悄悄移植到澳門。
吊詭的三角關係
外判是澳門人較熟悉的概念。「派遣制」跟「勞務採購或外判」最大區別是：前者強調提供「勞動力」，在指定時間將人手派到特定崗位，其工作內容和管理由用人單位直接安排和監督，例如近期非常搶手的演唱會兼職，負責網上請人、出糧的派遣公司不用管兼職者點樣帶位、執貨賣周邊產品，而是交由活動主辦方負責；後者是指企業將某一業務或特定項目交給外部公司承包，外判商要負責提供「人力、設備及管理」，確保完成指定的工作成果，員工的指揮監督由外判公司負責，澳門常見的有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IT系統維護、挖路工程等。
比起外判，各地勞工組織對派遣制往往更加警惕，抨擊這是以精心編制的服務合同掩蓋實際的僱傭關係，要求政府強力介入。不少工會甚至主張全面取締派遣，僱主只能直聘員工，「勞工不是商品」，政府有責任保護工人的勞動人權，不得放任資方以「自由市場」為藉口剝削勞動者。
專長勞動研究、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陳信行解釋，派遣制主要是將僱主、僱員轉換成非直接聘用，中間多一個派遣公司，猶如吊詭的三角關係，夾在中間的員工很容易被兩邊互踢皮球，有冤無路訴。「外判工人是由外判公司指揮監督，法律上有明確的僱傭關係，出現欠薪、職災等問題，理所當然由外判承擔責任。但派遣就變得很模糊，變成有三個角色，法律上很容易被鑽漏洞，用人單位隨時撇清：這些員工不是我付薪水、不關我事！」
派遣亂象 層出不窮
他又指，過去台灣派遣亂象多不勝數，企業千方百計縮減開支，規避勞保、健保、加班費、遣散賠償等法律責任，「不少人出事後才發現自己原來不是受聘於這間企業，而是派遣公司。更壞的是，如果派遣公司跟用人單位沒有簽訂契約，甚至負責派遣的根本不是一間真正的公司，可能這些中介連辦公桌也沒有，也沒有公司。他就是一個人，只有一部手機，就被當成是一個公司。這個人可能也無錢，就算告他也沒有用。」
事實上，即使二〇〇九年派遣人員被納入適用台灣《勞基法》，相關糾紛依然不斷，近期就有台北捷運清潔工抗議年假「被偷走」。 即使工作長達十年，派遣工的年假仍然跟北捷新入職的員工一樣，無法隨年資增加。
支持意見大多主張派遣制有助提升經濟動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對此陳信行不以為然，反駁道：「如果這種說法成立，何不將勞動法規、最低工資取消，允許資方用最低成本請人？並不是說有工作機會就可以，問題是工人拿著這份薪水有辦法生活嗎？ 如果工人無法活下來，年輕人自然不會想結婚、生小孩。」
秋葉原殺人事件 「日雇工」悲劇
歷年都有不少日、韓劇集描寫非典型勞動者的困境，反映臨時工、派遣工在職場面對的歧視、剝削和權力不平等。亞洲鄰近地區早已立法監管派遣制，至今仍在不斷檢討、修正，勞資角力持續。儘管制度並不完美，執法力度也有落差，但至少執政者對勞動市場劣質化並非視而不見、原地踏步。
日本是首個訂立《勞動派遣法》的亞洲國家，近四十年來該法經歷多次重大修訂。自一九九九年起，當地實施一連串鬆綁政策，開放派遣的業務幾乎涵蓋所有職業，甚至連核心的製造業及醫療相關行業都解禁。全面自由化令派遣工數量攀升，從一九九九年約200萬激增至二〇〇七年的561萬。而最不穩定的「日雇派遣」（以日為單位的短期派遣）以年輕人為主，長期低薪，無法加入社會保險，不少人只能藏身網吧，對前景感到絕望。
二〇〇八年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扭轉了日本派遣政策的走向。行兇者是一名25歲汽車零件廠「日雇派遣」員工，事發前公司預告將會裁員。事件暴露了派遣勞動者面臨的就業不穩定、社會孤立及心理壓力等問題，引發民眾對過度放任派遣制的強烈批判。當地媒體與專家評論指出，派遣員工在職場中缺乏發言權和保障，容易淪為「透明存在」，孤立無援和制度性剝奪感是事件背後的重要社會根源。有工會亦指出，許多派遣員工面臨不為人知的困境，有自殘、甚至自殺的傾向。
事件促使日本政府作出多項補救措施，二〇一二年原則性禁止少於30日的「日雇派遣」。二〇一五年再禁「登錄派遣」，實行許可制，公司獲厚生勞動省批准才能經營派遣業務，同時要公開抽佣比例，以及與用人單位協議的勞動條件，確保資訊透明。自二〇二〇年起，所有日本企業不論是以哪一種形式聘用員工，必須支付同工同酬。為了避免派遣制取代長期工作崗位，派遣工在同一業務場所原則上不得工作超過3年，除非獲得過半數勞工組織或代表同意。
內地：無工可派也要付最低工資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登錄派遣」，澳門人其實一點也不陌生，即工人事先向派遣公司註冊，等每次確定派遣崗位後，派遣公司才跟工人建立有期限的僱傭關係，工作結束僱傭關係即終止，員工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無論「日雇派遣」還是「登錄派遣」，均屬於最不穩定、將工人用完即棄的「免洗筷」模式，日本和台灣早已勒令禁止，但近年在澳門卻方興未艾，中門大開。內地不但列明「不得以非全日制（即時薪制、零散工）形式招用派遣工」，更規定派遣公司必須與派遣工簽訂不少於2年的書面勞動合同，即使暫無工作可派，也要每月向員工支付最低工資。顯然，各地的立法取態非常一致，淘汰「炒散型」、保障最低的短期派遣類型。想請兼職和臨時工當然可以，由僱主自己直聘。
另一個澳門常見的「假派遣」現象，日本和台灣同樣明文禁止，企業獲分配派遣工前不可直接與派遣員工聯繫，不得自己面試挑選員工，再由派遣公司出面簽約，此舉是為了避免用人單位直接控制員工，但又以派遣之名規避正式聘用的勞動保障。而中國內地則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另外成立派遣公司，自己員工自己派，違例者將被處罰。
派遣工不得超過10％
日本《勞務派遣法》修了一整個世代，中國的勞務派遣始見於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外資企業進駐後，內地早在十多年前已透過《勞動合同法》、《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等多部法規，制訂一套相對全面和嚴格的規範，包括：派遣公司須獲得經營許可，註冊資本額從50萬提高至近年的最少200萬人民幣，確保業者有足夠的賠付能力；派遣工僅能用於臨時性（不超過6個月）、輔助性（非主營業務）或替代性（如員工脫產休假）崗位；派遣工不能超過企業員工總數（包含直聘和派遣工）10％，集團旗下子公司應單獨計算；企業決定使用派遣工前，應列出輔助性崗位的清單，經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平等協商，最後確定開放的工種要在企業內公示。
此外，員工有權知道派遣公司跟企業簽訂的派遣勞動契約內容，包括向企業收取多少服務費；除了同工同酬，派遣工也可享有加班費、績效獎金，跟其他員工一樣同步加薪；派遣公司或用人企單要為派遣人員供社保、醫保，工傷事故由派遣公司負賠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