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新政府上場半年，對其他民意沒有顯得有多麼大的關注，卻在現金分享問題上特別「順應民意」。今年的施政報告着重提及「在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後，適時完善現金分享制度，將節省的開支用於增進民生福利和促進社區經濟發展之上。」這個「適時完善現金分享制度」立時擊起千重浪，各個社團，還有議員紛紛爭相表態。有議員在訪問中可能一時說溜了嘴，竟然支持把部份現金分享轉化為消費券，這種言論等同政治自殺，嚇得連忙由傳媒認錯說是報導有誤，也算是選舉年的特有一幕。
現金分享制度從2008年開始至今，經歷了十多年的實踐，當然有需要檢討，公眾尤其關心的是那些不以澳門作為常居地的澳門居民，即使移居外地多時仍享有現金分享而有點不忿。所以，當局裝模作樣的聽了一下「各界」意見，就已經匆匆落鎚。只是，不要以為若省下這一筆，以澳門作為常居地的人就可以多得益處，有時未必。因為節省下來的公帑亦可能耗費在官僚的行政體制內。這是我們必須有所認知的。
對現金分享，我一直是個堅定支持者。這非是因為現金分享可以討好公眾，而是因為它是一個資源善用的制度，更是一個損耗最少的還富於民的利民措施。可能有人一看到我這樣說就會彈起，吓，不論貧富人人通派，都會係善用公共資源？公共資源不是應當用在有需要的人，例如貧困者的身上嗎？
只是，如何決定誰是貧誰是富，這可是一個艱難的問題，而要作出界定並執行，那是一個極為耗費公共資源的程序。而沒有門檻的現金分享，反而最符合經濟效益。同樣是一萬元，對一個月入十萬以上的富者，與一個月入八千元的貧者來說，對誰更重要、更具經濟效益？很明顯，誰都不會答錯，肯定是對月入八千元的人更具經濟效益。這就是說，雖然同是一萬元，對富者和貧者來說，其經濟效益就有極大的差異。你不能隨意剝奪社會某部份人平等享有公共資源的權利，但同樣發給一萬元，對富者，產生的經濟效益低；對貧者，產生的經濟效益高。這不就是資源善用嗎？
其次，當初實行現金分享時，社會曾有爭論，有人認為不應實行現金分享，而是應將資源用於多建公屋、建醫院，改善社會的基建設施等才更具效益。這個觀點不算是錯，只是它必須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政府資源極為有限，用諸於甲就不能用諸於乙，即須付出機會成本，那就需要認真衡量資源應放在那一方面。但澳門有點怪，公共資源理論上確實有限，但這個有限卻有較大的寬鬆度。首先，實行現金分享，會否導致其他公共開支有所減縮？比如說，一個政府手上只有一百億可以使用，若將之用於現金分享，其他投資，如建公屋、建醫院，又或者救助弱勢家庭或人士的資源就不足，那就意味着現金分享的機會成本是放棄對真正弱勢社群的援助，或放棄進行各種必要的社會基建。那這樣的現金分享就不應實施。
只是，從2008年實施現金分享以來，澳門從來沒有因為實行現金分享而導致減少對弱勢社群的支援，也沒減少對基建的投入。究其原因是因為現金分享所佔整個政府的開支只是幾個百分點，如這幾年的公共財政都維持一千一百億開支左右，而現金分享只是佔用其中的七十多億。不能說是微不足道，但肯定比例不高。對比用在公共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開支，那個領域不是百億以上？可見，實行現金分享並沒有影響到社會其他正常的投入。說句笑話，或許若無現金分享，那節省下來的資源，政府可能會更多揮霍於建造大白象工程，掘更多的路，那才教人哭笑不得。
現金分享也是一個損耗最少的利民措施。眾所週知，現代的官僚體系，其運作過程的耗損是非常大的，如果政府要動用一筆錢去支援弱勢社群，可能為此所支付的行政費用遠大於這筆支援的錢。例如政府要津貼經營有困難的商戶，那帶來的大量工作，包括接受申請、審查資格、接受申訴、安排發放、跟進使用等一系列的複雜工作。這些行政費用都是非常昂貴的。以專門負責支援弱勢社群的社工局為例，若每年這個領域的經費，能夠有三分一真正送到弱勢社群手上（例如每月發放的家庭經濟援助、各類津貼，殘疾金之類），有三分一能夠用於服務（例如提供社工輔導之類），有三分一是用於行政費用（即包整個社會服務系統的公務員和機構開支）那就不錯了。但我相信這個「三三制」是做不到的，用於行政費用的一定是佔大頭。可見，政府作為一個官僚機構，要實行某一措施，其行政費用往往是大於真正用到支援之上。
而現金分享每年耗用七十多億，其行政費用和損耗卻極低，因為這不用審查，只須確認這個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人是否仍在生（當然這個還存在一定漏洞）？在生，那就發給。而經過十多年，我們也建立了一套基本模式。發放時，可轉賬的轉帳，該郵寄的郵寄，行政費用損耗極低。而負責現金分享的部門，也僅需幾個人，便完成處理每年七十多億的開支，性價比之高，誰與爭鋒？
所以，當一說到檢討現金分享制度，人們想到的就是限制這限制那。從當官的角度，任何事都是愈多限制愈好，這才是官場中人最能大展身手的機會。而普羅市民卻沒有想到當一加諸這些限制，行政成本就會不斷增加。可能那些透過諸般限制而節省下來的資源，結果是捲進了官僚體系的損耗之中。這是不可不察的。所以，我認同檢討現金分享制度，適當作出限制應當。但一個原則就是，這些限制愈簡單愈好、界線愈分明愈好，不要因為增加限制而導致審查機制愈發複雜和臃腫，以至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