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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毒不》與生育政策的想像

最近一部關於新手媽媽的香港電影《虎毒不》引起不少討論,筆者亦樂見這樣的作品及討論。電影呈現一位女性生產後在育兒過程面對各種困境和痛苦。忽然想起,真的應該要推薦澳門特首去看看。女主角淑貞是正值育齡的女子,她花了六年時間才能順利誕下寶寶,卻發現那是她地獄的開始。

生育不只是經濟問題

電影試圖挑戰「偉大母親的美好想像」,鋪陳女性生育後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其中一樣自然是經濟條件,這也是澳門特首岑浩輝及婦女團體在今年施政報告上很強調的一環。除了經濟,電影呈現更多細節:女主角身體上的痛苦無人可以分擔;社會上很多工作對育兒照顧者的不友善;上一代強調犧牲自我、偉大母職傳下來的壓力;伴侶無法體恤與親職分工不均;自身理想與育兒勞動之間的對立等等,皆呈現了「生育」不只和錢有關。

本文暫不聚焦於電影的拍攝手法,轉而探討電影文本中生育改變女性人生的深層經驗。生育無法只談「錢」,更應該回歸到生育的主體——女人的身體及生命經驗上。這絕不是幾千元的出生津貼就可以處理1

確實在全球很多國家及政府中,生育津貼及育兒津貼都是生育政策的重點,像是日韓、台灣及歐美等都有不同的津貼,為女性分娩到孩子成長提供不同的生活學習補貼。此外,他們也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政策考量。可能在從前的社會,經濟是決定生育的主因,但今天如果只看到生養育兒的經濟問題,那是很膚淺的。「生育」涉及女性與所處的文化道德、經濟結構、性別規範,個人身心狀態,甚至是與社會環境等因素交織,偏偏這些總是很少被認真談及。

途人牽著小朋友在夜晚的街道上經過。

2022年,澳門社會工作局做過一份《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不知道施政者有沒有以此作為參考,裡面有簡單的對生育率、女性對生育壓力的研究。

報告提及,「在選擇或打算生小孩」的問題上,約七成多的婦女表示沒受過生育的壓力;近兩成二的婦女表示曾受過壓力。其中約五成一主要壓力來源與「經濟」有關,但同樣「個人原因」、「人為原因」 、「工作原因」、「照顧原因」也幾乎佔一半。2

當生育率偏低,但多數婦女卻不覺得「生育本身」是一種壓力,這是否意味著阻礙她們的不只是個人生育意願,而與制度與現實環環相扣?政府是否應該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舒緩女性對生育可能有的焦慮?

生育對女性身心的損耗

對任何生命來說,生育都是一項巨大的損耗。從懷孕到分娩,涉及很多痛楚和風險,還有身心的改變。《虎毒不》中,多場戲呈現女主角身體上的疲憊與痛苦,如泵奶的痛,身體變形的痛、抱孩子的痛。對女性生命經驗來說,都是巨大且直接的打擊,也是女性考慮生育的原因之一。

很多國家也關注女性生產期間及產後的身心照護,例如無痛分娩已在大多數國家實施推廣,包括中國內地;日本更因為相關醫療需求大,需確保有足夠的麻醉醫師為產婦提供無痛分娩3;歐洲國家如英國、荷蘭等,除了在醫院生產,更有多種分娩方式提供給母親;針對母親產後抑鬱及身體損傷的照護,在荷蘭、丹麥、德國等國已有較全面的公共化照顧,提供不同時期的家訪問診及醫療資源,以保障她們在生育後有足夠的休息和身體復原。4

香港電影《虎毒不》劇照。圖片來源:台灣金馬影展

回到澳門,儘管坊間對孕婦育前的照顧已有相對足夠的資源,產假也不斷修進,但與日本面臨的類似情況是,澳門的醫療體系經常處於緊繃狀態,醫病比例長期不合理,這是政府多年要處理但並未處理好的問題。

誰應該照顧孩子?父職的缺席與思考

《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中亦有針對女性在家庭角色分工的統計,統計顯示婦女仍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顧者,當中更有超過兩成八的婦女要身兼工作、家庭開支及家務工作。

因著傳統父權文化和家庭分工的刻板印象,女性一直以來總是被當成義務的照顧者。《虎毒不》中的淑貞不但在新手媽媽的角色上遇到挫折,同時也深受上一輩育兒文化的影響——無私奉獻的偉大母親形象,有時候潛移默化成為了女性的義務。

另一方面,家庭中伴侶的支援亦相當重要。傳統上男性工作賺錢、女性在家育兒的觀念,已在當代社會改變。不少女性也掙錢養家,但同時承擔親職分工與家務勞動,父職的責任仍較少被提起。然而,育兒責任從不應只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伴侶是否願意分擔及理解育兒工作、社會鼓勵父親多參與親職工作,也是現今很多國家關注的生育政策一部分。

瑞典就是一個好例子,40年前瑞典政府已推出性別中立的帶薪育嬰假政策,鼓勵男性領取產假照顧孩子,他們甚至有「爸爸月」的政策,父職形象在當地成為一種教養文化,其他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仿效。5

父職的參與,亦能令女性更容易在產後回復本來的生活及職場。成為母親後,女性能否重返工作崗位,不需在工作與小孩之間做二元抉擇,也是對女性來說非常重要的考慮。

香港電影《虎毒不》劇照。圖片來源:台灣金馬影展

《虎毒不》中的淑貞也希望重返工作。筆者想起澳門導演姚露欣的作品《家庭作業》,影片記錄導演本人努力擺脫「要不成為一個母親,要不為了理想放棄家庭」的女性形象。她帶著女兒去開工、創作,把母親身份實踐為追求自身理想的一部分。現在回想,導演臉上也不時現出和淑貞很相似的疲倦,悲傷的是,淑貞無法尋找到一份能兼容她理想和母職的工作。

在《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中的焦點小組訪談亦有受訪婦女提及,自身因為照顧家庭過多而被僱主解僱,或選擇兼職而非正職。社會是否樂意接納母親工作,提供更多彈性機會讓母親重返職場,也是政府應該多去考量的。 

社會是否育兒友善?

整體社會環境對育兒是否友善、環境上是否能提供適合及安全的育兒場所,也是很重要的議題。父母有哺乳、為孩子做清潔的場所嗎?社區有足夠多的兒童或親子活動空間嗎?雙職父母所需要的托兒設施是如何安排?托兒服務是否能夠讓父母安心等等。

當我們看到淑貞需躲在公廁裡泵奶,需擔心孩子會否影響身邊的人們,需帶上寶寶遠離日常生活的空間,她可以不累嗎?孩子可以在這個社會裡快樂安全長大嗎?這還未談及教育、兒童身心及安全等問題,但這恐怕也是政府不想多談的。

生育與不生育的自由 以及選擇以外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足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這個概念是因應親職焦慮的文化而生,指一位母親(或擔任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並不需要做到完美,也不可能時刻滿足孩子的所有需求,母親不用承擔完美照顧者的義務,能允許自己軟弱疲憊,也允許孩子去接觸這些脆弱。《虎毒不》的淑貞就是一位充滿親職焦慮及自我掙扎的母親,她沒有看見自己已是一位足夠好的母親,身邊的人們及社會也沒有看到。

或許我們更應該去問,「足夠好的母親」背後有足夠好的理解和支援氛圍嗎?在要求母親「足夠好」的同時,我們也有足夠好的社會資源和環境嗎?

以上談及關於生育及家庭的想像,還是基於異性戀一夫一妻制的前提下。我們又能否對生育有更多元的想像(例如單親母職的選擇、代孕、領養等),也值得我們延伸思考。

最後筆者也想向澳門特首及制定政策的官員重申,作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思想如果只停留在派錢就有義務生育,只把女性作為經濟政策上的生育工具看待,這是非常落後且無知。生育不生育,本就不應該與漂亮、從事甚麼職業,在哪裡上班有關,亦不應該以此去分類標籤女性6。在低生育率的焦慮之下,政府若只盯著「出生數字」,卻無視女性的身體、情感與社會位置,只會讓人更不願生育。在選擇生育或不生育的前提下,生育政策的角色應是提供選項與支援,而非操控——否則,這只是在換個方式延續對女性的壓迫而已。

女性可以選擇成為甚麼樣的女人,這個還請交回給女性決定吧。

  1. 「施政報告建議育兒津貼和出生津貼將從現有的澳門幣5,400多澳門元提升至6,500元。以三年計算,每名兒童可獲得的出生津貼總額將超過18,000元,岑浩輝表示,有關津貼提升將佔政府很大比例的新增預算,預計涉及2.7億元。」《論盡媒體》,2025年4月15日。 ↩︎
  2. 《澳門婦女現況報告》,澳門社會工作局,2022年 ↩︎
  3. 駱香雅〈生產痛在娘身⋯「無痛分娩」選擇權該還給女性〉,《康健》雜誌,2017年 ↩︎
  4. 任恩儀〈在荷蘭當新手媽媽,產前產後的支持──談荷蘭的「育兒箱」與「寶寶管家」(Kraamzorg)照護制度〉,《換日線》,2017年 ↩︎
  5. TINGTING TAN. Changing Practices on Fatherhood in Postmodern Sweden.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Japan(2017) ↩︎
  6. 澳門特首岑浩輝在2025年施政辯論上說:「你看看我們各大酒店裡面,我們很多育齡婦女很漂亮的,很有能力生的。但因政策限制不讓她們生育。」此言論引起了不少爭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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