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關於新手媽媽的香港電影《虎毒不》引起不少討論，筆者亦樂見這樣的作品及討論。電影呈現一位女性生產後在育兒過程面對各種困境和痛苦。忽然想起，真的應該要推薦澳門特首去看看。女主角淑貞是正值育齡的女子，她花了六年時間才能順利誕下寶寶，卻發現那是她地獄的開始。
生育不只是經濟問題
電影試圖挑戰「偉大母親的美好想像」，鋪陳女性生育後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其中一樣自然是經濟條件，這也是澳門特首岑浩輝及婦女團體在今年施政報告上很強調的一環。除了經濟，電影呈現更多細節：女主角身體上的痛苦無人可以分擔；社會上很多工作對育兒照顧者的不友善；上一代強調犧牲自我、偉大母職傳下來的壓力；伴侶無法體恤與親職分工不均；自身理想與育兒勞動之間的對立等等，皆呈現了「生育」不只和錢有關。
本文暫不聚焦於電影的拍攝手法，轉而探討電影文本中生育改變女性人生的深層經驗。生育無法只談「錢」，更應該回歸到生育的主體——女人的身體及生命經驗上。這絕不是幾千元的出生津貼就可以處理1。
確實在全球很多國家及政府中，生育津貼及育兒津貼都是生育政策的重點，像是日韓、台灣及歐美等都有不同的津貼，為女性分娩到孩子成長提供不同的生活學習補貼。此外，他們也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政策考量。可能在從前的社會，經濟是決定生育的主因，但今天如果只看到生養育兒的經濟問題，那是很膚淺的。「生育」涉及女性與所處的文化道德、經濟結構、性別規範，個人身心狀態，甚至是與社會環境等因素交織，偏偏這些總是很少被認真談及。
2022年，澳門社會工作局做過一份《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不知道施政者有沒有以此作為參考，裡面有簡單的對生育率、女性對生育壓力的研究。
報告提及，「在選擇或打算生小孩」的問題上，約七成多的婦女表示沒受過生育的壓力；近兩成二的婦女表示曾受過壓力。其中約五成一主要壓力來源與「經濟」有關，但同樣「個人原因」、「人為原因」 、「工作原因」、「照顧原因」也幾乎佔一半。2
當生育率偏低，但多數婦女卻不覺得「生育本身」是一種壓力，這是否意味著阻礙她們的不只是個人生育意願，而與制度與現實環環相扣？政府是否應該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舒緩女性對生育可能有的焦慮？
生育對女性身心的損耗
對任何生命來說，生育都是一項巨大的損耗。從懷孕到分娩，涉及很多痛楚和風險，還有身心的改變。《虎毒不》中，多場戲呈現女主角身體上的疲憊與痛苦，如泵奶的痛，身體變形的痛、抱孩子的痛。對女性生命經驗來說，都是巨大且直接的打擊，也是女性考慮生育的原因之一。
很多國家也關注女性生產期間及產後的身心照護，例如無痛分娩已在大多數國家實施推廣，包括中國內地；日本更因為相關醫療需求大，需確保有足夠的麻醉醫師為產婦提供無痛分娩3；歐洲國家如英國、荷蘭等，除了在醫院生產，更有多種分娩方式提供給母親；針對母親產後抑鬱及身體損傷的照護，在荷蘭、丹麥、德國等國已有較全面的公共化照顧，提供不同時期的家訪問診及醫療資源，以保障她們在生育後有足夠的休息和身體復原。4
回到澳門，儘管坊間對孕婦育前的照顧已有相對足夠的資源，產假也不斷修進，但與日本面臨的類似情況是，澳門的醫療體系經常處於緊繃狀態，醫病比例長期不合理，這是政府多年要處理但並未處理好的問題。
誰應該照顧孩子？父職的缺席與思考
《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中亦有針對女性在家庭角色分工的統計，統計顯示婦女仍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顧者，當中更有超過兩成八的婦女要身兼工作、家庭開支及家務工作。
因著傳統父權文化和家庭分工的刻板印象，女性一直以來總是被當成義務的照顧者。《虎毒不》中的淑貞不但在新手媽媽的角色上遇到挫折，同時也深受上一輩育兒文化的影響——無私奉獻的偉大母親形象，有時候潛移默化成為了女性的義務。
另一方面，家庭中伴侶的支援亦相當重要。傳統上男性工作賺錢、女性在家育兒的觀念，已在當代社會改變。不少女性也掙錢養家，但同時承擔親職分工與家務勞動，父職的責任仍較少被提起。然而，育兒責任從不應只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伴侶是否願意分擔及理解育兒工作、社會鼓勵父親多參與親職工作，也是現今很多國家關注的生育政策一部分。
瑞典就是一個好例子，40年前瑞典政府已推出性別中立的帶薪育嬰假政策，鼓勵男性領取產假照顧孩子，他們甚至有「爸爸月」的政策，父職形象在當地成為一種教養文化，其他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仿效。5
父職的參與，亦能令女性更容易在產後回復本來的生活及職場。成為母親後，女性能否重返工作崗位，不需在工作與小孩之間做二元抉擇，也是對女性來說非常重要的考慮。
《虎毒不》中的淑貞也希望重返工作。筆者想起澳門導演姚露欣的作品《家庭作業》，影片記錄導演本人努力擺脫「要不成為一個母親，要不為了理想放棄家庭」的女性形象。她帶著女兒去開工、創作，把母親身份實踐為追求自身理想的一部分。現在回想，導演臉上也不時現出和淑貞很相似的疲倦，悲傷的是，淑貞無法尋找到一份能兼容她理想和母職的工作。
在《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中的焦點小組訪談亦有受訪婦女提及，自身因為照顧家庭過多而被僱主解僱，或選擇兼職而非正職。社會是否樂意接納母親工作，提供更多彈性機會讓母親重返職場，也是政府應該多去考量的。
社會是否育兒友善？
整體社會環境對育兒是否友善、環境上是否能提供適合及安全的育兒場所，也是很重要的議題。父母有哺乳、為孩子做清潔的場所嗎？社區有足夠多的兒童或親子活動空間嗎？雙職父母所需要的托兒設施是如何安排？托兒服務是否能夠讓父母安心等等。
當我們看到淑貞需躲在公廁裡泵奶，需擔心孩子會否影響身邊的人們，需帶上寶寶遠離日常生活的空間，她可以不累嗎？孩子可以在這個社會裡快樂安全長大嗎？這還未談及教育、兒童身心及安全等問題，但這恐怕也是政府不想多談的。
生育與不生育的自由 以及選擇以外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足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這個概念是因應親職焦慮的文化而生，指一位母親（或擔任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並不需要做到完美，也不可能時刻滿足孩子的所有需求，母親不用承擔完美照顧者的義務，能允許自己軟弱疲憊，也允許孩子去接觸這些脆弱。《虎毒不》的淑貞就是一位充滿親職焦慮及自我掙扎的母親，她沒有看見自己已是一位足夠好的母親，身邊的人們及社會也沒有看到。
或許我們更應該去問，「足夠好的母親」背後有足夠好的理解和支援氛圍嗎？在要求母親「足夠好」的同時，我們也有足夠好的社會資源和環境嗎？
以上談及關於生育及家庭的想像，還是基於異性戀一夫一妻制的前提下。我們又能否對生育有更多元的想像（例如單親母職的選擇、代孕、領養等），也值得我們延伸思考。
最後筆者也想向澳門特首及制定政策的官員重申，作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思想如果只停留在派錢就有義務生育，只把女性作為經濟政策上的生育工具看待，這是非常落後且無知。生育不生育，本就不應該與漂亮、從事甚麼職業，在哪裡上班有關，亦不應該以此去分類標籤女性6。在低生育率的焦慮之下，政府若只盯著「出生數字」，卻無視女性的身體、情感與社會位置，只會讓人更不願生育。在選擇生育或不生育的前提下，生育政策的角色應是提供選項與支援，而非操控——否則，這只是在換個方式延續對女性的壓迫而已。
女性可以選擇成為甚麼樣的女人，這個還請交回給女性決定吧。
- 「施政報告建議育兒津貼和出生津貼將從現有的澳門幣5,400多澳門元提升至6,500元。以三年計算，每名兒童可獲得的出生津貼總額將超過18,000元，岑浩輝表示，有關津貼提升將佔政府很大比例的新增預算，預計涉及2.7億元。」《論盡媒體》，2025年4月15日。 ↩︎
- 《澳門婦女現況報告》，澳門社會工作局，2022年 ↩︎
- 駱香雅〈生產痛在娘身⋯「無痛分娩」選擇權該還給女性〉，《康健》雜誌，2017年 ↩︎
- 任恩儀〈在荷蘭當新手媽媽，產前產後的支持──談荷蘭的「育兒箱」與「寶寶管家」（Kraamzorg）照護制度〉，《換日線》，2017年 ↩︎
- TINGTING TAN. Changing Practices on Fatherhood in Postmodern Sweden.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Japan(2017) ↩︎
- 澳門特首岑浩輝在2025年施政辯論上說：「你看看我們各大酒店裡面，我們很多育齡婦女很漂亮的，很有能力生的。但因政策限制不讓她們生育。」此言論引起了不少爭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