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躺平、無爆煲」:疫情公共解說的修辭技巧

117 二〇二三.新生 紙本月刊

文:遠東釣魚郎(「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網址:https://aamacau.com/?p=98301

時間:2023年02月3日 11:11

相信對各位澳門讀者而言,過往一個月的經驗可謂相當「大開大合」:在歷經將近三年與外界「隔絕」,對內又曾經歷過「半封城」 等嚴謹的防疫政策後,澳門政府突然跟隨中國大陸最新的防疫方針,大幅度放寬各類防疫措施。

雖然「鬆綁」似乎意味澳門即將與世界各地一樣,踏入「正常生活」的後疫情時期,但始料不及的是,鬆綁的速度彷彿「趕進度」一般,要在一夜間與世界各地看齊。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澳門政府推算已有超過一半人口感染新冠病毒。即使政府準備了應對大規模人口感染的預案,但觀乎疫情爆發的經驗及社會反應,預案似乎未能令澳門相對平穩地渡過爆發高峰。前所不及的感染速度,令澳門居民需同時經歷病情、社會停擺、以及醫療服務的混亂狀況。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賣草地街一名小販。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賣草地街一名小販。

眾所週知的是,由「清零」到「共存」的急轉彎當然並非特區政府的決策,而是與三年來的模式,亦即跟隨中國大陸防疫政策的調整有關。在此種「緊貼」的模式下,澳門一方面缺乏根據本地情況,調整防疫政策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亦需連帶地面對其「一體適用」的不確定性。

外部決定的防疫模式與具體政策,固然影響了疫情的走向,但這些措施及制度如何被認知,並造成社會的回應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則攸關於它們如何被論述。在過往三年間一個並不罕見的現象,便是特區政府雖然有一套關於疫情的說法,而市民則選擇「用腳投票」,以各自方法應對疫情。此種現象的出現,至少反映了認知、信念及行動的不一致(政府的資訊是一回事,但具體的想法及行動則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到底怎樣的公共解說才稱得上有效?何種溝通方式,除了能讓公眾充份地知悉政府的政策外,亦願意在行動上作出相應的配合?來自美國的公共衛生學者,便從公共衛生及傳播學的角度切入,討論就傳訊而言,「妥當」的防疫信息應當包含甚麼內容,而這些內容又應以何種方式被論述。雖然疫情在此刻已儼如過去式,但或許正是於疫情驟然結束的當下,能讓我們反思過去三年的防疫論述。

修辭的藝術(一):到底要說甚麼?

以最簡略的方式而言,公共衛生信息的傳播,其目的固然是透過特定資訊的發佈,促使大眾在認知、態度及信念的轉變,最終促成其在行為上,配合信息所宣導的方向,以達成某種有關公共衛生的目標。一個最直觀的例子,便是配戴口罩:通過指出口罩能減低感染風險,此種宣導嘗試以有關口罩功能的資訊、以及對個人衛生的重要性,令大眾作出相應的配合。

此種傳播模式雖然看似一目了然,但是就信息的具體「內容」而言,究竟應該包含甚麼,才能達致上述的目標呢?在內容設計上,信息可通過連繫到兩種特定的個人信念,促使其行為上的改變:一是關於某種行動結果的信念(如接種疫苗能減低死亡風險/令社會形成集體免疫);二是改變個人或集體有能力通過某種行為,從而達成某種結果的信念(如透過接種疫苗,可使社會早日回復「正常」)。

而不論有關「結果」或是「效能感」的信念改變,「說甚麼」事實上亦有一個基本預設,那便是說的內容對受眾而言,是「相關」並且「重要」的。換言之,只有信息內容能與受眾的經驗扯上關係,信息才會成為(對某群人而言)有效的信息。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情況:如果把「清零」策略的必要性向澳門以外的人說明的話,相信大部份人皆無法理解(因為「他們」並無經歷過此種防疫模式)。

二〇二二年相對靜止期間的氹仔官也街。

二〇二二年相對靜止期間的氹仔官也街。

如果回到澳門的具體情況,到底在防疫政策由「清零」過渡到「共存」的過程中,政府可以通過何種政策內容的傳播,使社會情緒能在過渡時期中維持穩定呢?在平行時空中,政府在修辭上或可指出,在澳門超過九成的疫苗接種率下,即使感染亦不會出現嚴重的症狀,因此市民無須過份恐慌受到感染。

而在去年十二月初放寬防疫措施的記者會上,特區政府的修辭恰好以相反的方式,表達同樣的理路。雖然政府在當時曾指出,澳門的接種率已超過九成,因而具備放寬條件,但其並未有把接種率與感染症狀間的關係進行明確的解說,反而強調放寬所造成的「後果」(感染人群將達到五成至八成)。

此數字現在可能對大部份已感染的「我們」而言相當無感,但如果回到一個月前感染率仍相當有限的情況下,突然單獨指出大部份人將感染病毒,似乎反而造成了一定的緊張情緒。

修辭的藝術(二):應如何表達?

除了傳播甚麼樣的信息外,疫情中的公共傳訊還包括了「如何」表達某個信息,使其更易被理解,或是以特定的方式被認知及記憶。表達的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取徑,例如透過「敘事」的方式(例如打疫苗後便可以和「Soon仔」飲茶),便比起生硬的資訊更容易被接收,並減低對說辭的抗拒。而視覺化的資訊(如有關疫情數據的圖像或表格等),亦能增加受眾的注意力,使得資訊更易被理解和接受。

另一種或許更加奏效,但亦更易引起反效果的,便是訴諸「情緒」的修辭。透過喚起如公眾的恐懼、罪惡感、或是同理心等,情緒或能使得受眾有更深刻的感受,因此更願意作出特定反應,但這些帶有情緒的修辭,亦可意外地引起受眾的其餘情緒,減低其可信性及說服力。

一個對澳門讀者而言或相當有感的例子,或許是政府在「動態清零」防疫策略期間的情緒修辭。在去年初,特首曾就「清零」策略的持續給出說法,即澳門如不維持清零方針,便會如香港一般,出現感染個案的持續高企。

在先不以今天的經驗審視當時的說法下,政府當時的修辭透過訴諸「不清零」政策所將造成的潛在後果(疫情大爆發),以正當化維持此種防疫策略的必要性。此種進路,正正是以「恐懼」(如不清零,恐怕將令澳門出現相當嚴峻、「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情況)來闡釋防疫策略,使公眾繼續配合防疫措施。

官員出席應變協調中心記者會。

官員出席應變協調中心記者會。

說話並不只是說話

但不論是如何亮麗的說話內容及技巧,兩者皆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便是修辭本身亦需要藉由具體的制度及措施配合,才能夠顯得上是具備說服力。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修辭與實作間出現明顯落差的話,反會增加公眾對於防疫政策的質疑及不信任。

上月底澳門疫情高峰之際,由於感染人數快速上升,公立醫院急診部曾出現大量病人湧入,而嚴重超負荷的情況,前線醫護人員甚至在公開信中表達箇中「慘況」。當時政府的回應,則指出醫療體系尚未「爆煲」,疫情仍然得到適當控制。雖然我們無法得知當時的具體情境,但從此事上,我們或許正能觀察到,當實際經驗與官方說法的差距過於明顯時,會如何影響公眾對於防疫體系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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