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選擇 體現自主

109 一路好走 論盡紙本

文:論盡媒體

時間:2022年06月3日 11:11

在《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1]《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Critical Decisions: 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 作者彼得.尤伯(Peter A.Ubel)是一名醫生、行為科學家、醫院的倫理顧問。一書中,作者彼得.尤伯在封面介紹中提及核心問題,為何即使經過「病人賦權革命」(patient empowerment)的洗禮,在強調病人自主權的今日,患者仍常問:「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選擇哪一種?」又或者「如果說我才是決定治療方式的人,那麼請問你去讀醫學院做什麼?」

究竟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病人賦權革命」到今日,醫患關係是否有實質改善?醫護人員是否老大嗎?病患的角色還只能是被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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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的序如此陳述,「病人賦權革命」帶來這樣巨大的轉變,不再是「醫生說了算」或「聽醫生的準沒錯」。病人也成為決定者,而醫生則成為「提供資訊」的角色。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一種疾病可能有數種不同的治療方式,在新型態醫患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

然而,作者又再次指出核心問題:原來這場革命並不能為病患作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定。究竟那裡出錯?

書中以一九七五與一九九五的醫療事例對話,凸顯這場「革命」的意義。於一九七五年,即使貴為美國總統夫人貝蒂‧福特(Betty Ford)在面對醫生時亦只能「聽話」、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接受自己的乳房切除。書中提及Betty Ford在其外科醫師從她的乳房取下一塊組織,做了冷凍切片,事後外科病理醫師證實她罹患了乳癌。當醫生認為她的診斷與治療需要「即刻進行」,也就是在同一天進行切片與乳房切除,不要等麻醉中的第一夫人醒來討論切片的結果。於一九七五年的美國,不存在所謂的倫理顧問,任何治療方式與與病人的價值觀無關,醫生更沒有詢問病人意見的必要,而醫生所做的決定都被認定為病人好。然而,二十年後的美國,一位女性病患也被施予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台上。開刀前,醫生在看放射照片時以為切除腫瘤不會影響到病患的發聲功能。在患者喉部挨了一刀後,醫生才發現這項手術肯定會讓她失去說話能力。此時的醫生反問,若患者要是知道手術的後果會讓其無法說話,是否願不願意挨這一刀。於是,醫生緊急召來「醫學倫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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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尤伯在其書中指出,在新型態醫患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

作者彼得.尤伯在其書中指出,在新型態醫患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

的確,這場「革命」使到醫生的角色有實質改變,不再唯我獨尊,亦不能打著為患者好的「旗號」,漠視病人的價值觀以及自主。然而,為何在「賦權」數十年後的今日,患者仍未能作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定?作者給予答案:因為醫患間的溝通障礙並沒有掃除,故患者無法提問、亦難做出決定。

這些長久存在於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障礙,包括醫學專業名詞、數據、無法想像的各種治療方式、無法理解的風險與副作用,全都是造成病患無法選擇、決定的因素。故此,作者為醫生與病人提出一套排除溝通障礙的工具,讓醫生與病患能「一起」參與醫療決定的決策過程,病人下決定時能有憑有據,醫師的說明可以讓病人更易瞭解。

在澳門病患有能力提問?自主可體現?

然而,今天澳門病患是否有能力提問?病人的自主權又如何?台灣已有《病主法》讓病人自主權進一步體現,而香港於二〇一九年為「預設醫療指示」的立法進行了諮詢,反觀澳門在有關方面則未見實質進展。就體現自主方面而言,現時本地的病人與七十年代中期美的病人似乎相差無幾。在澳門,末期病人仍未賦予「法定」權力來選擇最後日子如何渡過。而設立「預設醫療指示」方面,更未見特區政府提及路線圖及時間表。

另一方面,澳門醫護人員的角色又如何?他們有否以良好的溝通技巧,誘導病人抒發個人的價值觀和對治療的取向,以病人為中心,提升病人自主?正如,個別受訪者所言,遇到好醫護人員要視乎自己是否夠好彩。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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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Critical Decisions: 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 作者彼得.尤伯(Peter A.Ubel)是一名醫生、行為科學家、醫院的倫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