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城危言藝文爛鬼樓
各種小議論

我們正身處,文化大遷徙時代

築城危言藝文爛鬼樓

文:黑黑

時間:2021年10月19日 21:21

在十月一個仍相當炎熱的星期日下午,正當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前正進行著慶祝雙十節活動的時候,數條街外的台北國際藝術村內,正舉行一場座無虛席的講座,由兩位剛抵達台灣不久的香港藝術家黃國才與插畫家柳廣成,與台灣策展人、藝術史學者謝佩霓一起與談。

這是一個名為《愛自由當代書藝聯展》的跨界藝術展覽的延伸活動。展覽有多位不同世代的台灣藝術家參與,包括剛從香港到台灣不久的黃國才。

作為香港知名的藝術家並曾獲藝術家年奬的黃國才,作品一直備受關注,尤其他以行為、裝置、錄像等當代藝術形式來回應當下政治與社會的一系列作品,就像是香港創作自由的一個指標。以作品直接回應政治議題的他,今次在台北國際藝術村中展出的,也是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相關的多個作品,如有名的汽油彈雕塑,還有數條他在運動中特別拍攝的偽劇情片、行為紀錄片等,是對香港這段時期政治氣氛的紀錄,也是對當中公民力量一個重要的呈現。正如黃國才所說,現在看到這些錄像,有種恍如隔世般感覺,整個大環境的改變,使香港已不復原樣,這樣的公民行動已不可能再現。以記錄和再現形式創作的藝術成為打破強權壟斷和宰制話語權的方式,對主流論述作出有力的抵抗。

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的謝佩霓女士提及這段時期不少香港藝術家及文化人士到台灣來,她形容這是一次文化大遷徙的行動,對台灣來說是重要的文化養份的灌注。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早已有過幾次這樣大規模的文化遷徙行動,如二戰時期不少歐洲藝術家,不止是猶太裔,很多不滿當時政權的藝術家和文化人都選擇流亡到其他國家去,也是這樣把當代藝術與文化的根苗從歐洲轉移到美國,在那裡滋長。還有戰爭期間直至現在,因不同原因離開中國大陸不計其數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等。文化遷徙是當代文化議題的中心軸,人類因為戰爭、政治、種族壓逼等原因,無法留在原居地,即使在移動那麼困難的年代,人們仍然爭取前往自己更能作出文化認同的地方。

「這是一場自我放逐,任何我居住的城市都是我的城市。」

講座自然便以這樣的文化遷徙議題來開展,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是最敏感於地方改變,也往往是最不能妥協的一群,另一方面跳脫的思維與勇氣,也使他們能開拓新生活。謝佩霓女士認為藝術家可能是最適合移民的人群,歷史上很多藝術家因為不滿於當地政府與暴政,也會自己選擇離開。

香港藝術家黃國才便稱「我是自己選擇流亡海外的,這跟移民不一樣。因為我所熟悉的香港已經離開了我,我現在走了,帶著昔日香港的精神而離去。」

香港一直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與台灣仍然遺留日本殖民時期文化相似,香港也同樣受英國文化影響很深,他認為一個城市如果只有一種文化,那是難以有進步的。他曾對媒體談及自己離開的理由:「我要去一個百份百有著藝術自由的地方。」他認為每個人生活的重心不一樣,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文化藝術,「要去一個讓自己可以再不斷學習的地方」,因此他選擇了同樣有著多元文化與歷史背景,同時又可以接觸到世界不同藝術的台灣。

從香港政府推行國民教育時期開始便積極投身公民運動的插畫家柳廣成,一直以畫畫來記錄香港發生的事、社會現實狀況,以及個人的思索。2020年他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作品集《被消失的香港》正式在台灣出版,現在也即將出版法語版。他小時候曾在日本、中國大陸都生活過,後來才到了香港。他認為自己在哪裡生活居住都是可以的,未來也可能繼續移動,他已經有這樣的覺悟了。「其實我去哪兒都可以,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的本質。」要保持初衷繼續發聲,同時還要保持開放性,多了解別人的文化,不要過於放大自己的身份,他把自己當作一張可以染色的紙,「到哪裡就染一下當地的顏色,逐漸成為一種特別的混色。我不會執著於哪裡才是『我城』,任何我居住的地方都是我的城市,我會融入這個地方。」

因為在香港時已有跟台灣出版社合作的經驗,加上曾數次參加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展(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la Bande Dessinée d’Angoulême),當中有台灣漫畫家的作品,因此認識了不少台灣漫畫家,很喜歡他們的作品,也讓他看到台灣漫畫的可能,因而自然便來了台灣。現在他在台灣仍持續發表關於香港的畫作,繼續讓更多人明白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但他也會先了解台灣人的想法,這樣才可以讓台灣人了解為什麼支援香港是這麼重要,因為彼此都是命運共同體。

「在成為一個藝術家之前,我首先要是一個公民。」

展場中亦播放曾在香港進行的行為藝術錄像

謝佩霓憂慮創作自由受到剝奪的同時就是審查的無處不在,藝術家進行自我審查的程度也會愈來愈多。黃國才認同自我審查的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他提及之前在香港曾受邀參展,他做了一件與六四有關的展品,佈展出來後卻被身為策展人的朋友勸喻修改,最終他只好自行退出,把作品捐贈香港六四展館(現已關閉)。他說正是因為這種自我審查的氣氛令他不想留在香港,往往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牽連,所以許多人慢慢都會走向妥協。「因為那不止你一個人,還有畫廊、藝術館、策展人、團隊成員等, 很多人會受影響,我就是不想要這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民主大倒退的時候,每個位置都需要有人站出來,去捍衛自身自由的價值。」這也正是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所提及蔬果店的例子,每一次當人們對種種不合理行為妥協時,其實無形中都在加固政權的打壓,亦會對其他人造成影響,使自由的空間被完全擠壓怠盡。

黃國才認為:「在成為一個藝術家之前,我首先要是一個公民。所以在過去十年我做了很多行為藝術是希望能為人們充權(empower)的,藝術的作用是把本來可能抽象的一些概念和想法,化作實質的行動和作品,來感染他人。」謝佩霓認為藝術家是大無畏的,作品,就是其中最好的一種形式。「其實每一個大後方都是一個前線,不要放棄捍衛的權利。」

John Berger 在一次訪問中曾引述一位巴勒斯坦友人的話:「在這個沒有盡頭的無光所在,求存與抵抗,分享著同一支燭光。」 (In this endless eclipse,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share one candle.)在文化遷徙的時代,即使遠離了自己曾立足的城市是如何的不容易,這些藝術家們不論位於世界何方,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本位,仍將繼續燃燒自己,點亮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