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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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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志峰

時間:2020年08月2日 16:16

【前言】

在2019年底,我看到《澳門之年》後,開始構思本文。想為歷年在各種場合,還有在戀愛電影館重看的澳門電影作品,對當中相關的部份稍作整理。在這二十年間,各種因素影響之下,由澳門人創作並公開放映的電影或錄像之多與其質素,是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不可比擬的。即使在區內和其他華文電影仍是有一段距離,但這並不失去影視作品作為文化的觀察和分析的價值,可以從而看到澳門人對社會的心態變化。

澳門人口少、市場小,以鏡頭作為語言的人就更少。又因為澳門作為有紀錄的全球人口最密集城市,這樣的密度,使澳門人有一種不同的處世態度。我認為澳門人其實不容易用直白的方式將心底的感受說出來的,更甚或乾脆不說,看來就像是自顧自地在小城裏生活。

作為澳門愛看戲的一員,在這二十年間,我看到這些尚在成熟之中的作品,創作人默默流露出對城市的感受。絲絲細語,無從欺騙。

我有幸看到這些作品,特別是自戀愛電影館在拍板營運下看到的機會更多,很多作品有機會不只被觀眾看到一次。當中我萌生的想法——就是創作者對城市的關係,這些影像幽微之處,一再觸動我寫下這篇文章。

在澳門影視創作人作品仍積極成長,所有配套(例如放映、保存等)都有待改變的情況下,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可能會有疏漏,或者有讀者認為在下整篇觀點多所謬誤。若如此,希望將來有人指正賜教。

一、【回歸之前的自我論述及回歸後的被論述】

2019年的《澳門之年》,由徐欣羨監製,90分鐘的電影由9位澳門導演每人十分鐘的短片共同組成,濃縮了澳門人對城市的看法和觀感,然而,這一部《澳門之年》卻又令我想起一直以來對澳門錄像或電影作品的觀賞經驗。本文嘗試透過一系列的澳門作品,可能可以作出一點影視創作人對這個城市的看法和思考脈絡。

澳門近二十年的影視作品,顯現出一種情緒,這種情緒直接地反映了澳門這個城市和居住其中的人,包括澳門市民、過客,以及任何種族的新移民,在澳門城市生活中之總是有種浮動感、無根感。

這得要回溯2009年回歸十週年時《奧戈》(2009)的敘述(導演、編劇︰張弛)。這是澳門作家廖子馨的原著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這部電影中,擁有一張葡人面孔的奧戈,父母都是華人,直到母親病重,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葡萄牙人,在回歸前夕,奧戈踏上葡萄牙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展開他的尋根之旅,最後奧戈返回澳門,母親亦已逝世。《奧戈》談及澳門人(土生葡人)在回歸這個時空下,要不要留在澳門,還是回到葡國生活。回歸十週年,是不是澳門人對在澳門生活前途仍有這種詰問?或許有點不準,畢竟原著小說早就完成,再加上改編的編導張弛並不是澳門人,所以只能從張馳編導的作品結論去看,他對回歸前後澳門人身份的迷失情況閱讀和呈現都中規中矩,更多的是冷靜和客觀的觀察。所以,即使2009年的《奥戈》不全是反映了當時澳門人對前途的看法,從結果論,可以說是看到從外地人的角度看澳門人對自身處境的冷靜想像和閱讀。

關於前途問題的電影,澳門不像有輝煌電影歷史的香港。在香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87年起,由「肥肥」沈澱霞和董驃主演的《富貴逼人》系列,講述香港基層屋邨一家五口,面對香港回歸問題,想盡辦法要移民加拿大,更中了彩票,皆大歡喜。當年叫好又叫座,直接反映了港人當時對發財移民夢的美好希冀,又或者張堅庭的《表姐你好嘢》對當時中國大陸幹部的印象描寫,和港人在當時的應對方式。

在1995年,對於製作電影非常陌生的澳門,朱佑人《亞明的澳門》(31分鐘),作為影視作品領域以澳門人的眼光看待自身與城市的關係拉開序幕。在《亞明的澳門》中,朱佑人以自傳式的故事,從中看到當時要克服的技術問題,例如母子之間的話題︰「為甚麼你要在澳門拍電影?兒子你去香港租拍攝器材,那些器材買了保險未?(大意)」便可以知道這一套電影是多困難才能完成。

除了朱佑人本身的故事,還有他與各行各業的市民所作的訪問,內容是不同階層背景的市民,對澳門前途的想法。這一面向是真實而直觀的,可以看到當時的受訪者已經對於「留下還是出走」這個命題有著各種不同的解答。影片本身並沒有對「留下還是出走」定下任何基調,這是澳門人對回歸這個世紀話題在時間上劃下一條刻度。影片在這二十多年間,多次播放,像一個真空玻璃器皿的時間膠囊一樣,裏面裝的時空定格,隨著時間的推展,物換星移,外頭的觀眾卻日漸衰老,時間、生命、時事的影響致使觀看的心情變化。可以預計,即使在未來,當每個時期的澳門人再去回溯朱佑人當日鏡頭下的問題,所得的滋味都會有所不同。當主角阿明(鄭志達飾演)在南灣湖交叉手指作鏡頭,眼睛在內窺視出去「唔知將來的澳門會係點嘅呢?」看似是當日的問題,然而至今仍好像一直在延續,仍然替我們質疑著各種各樣的,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答案。這個畫面說明對未來並無正面或負面的判斷,卻必須存在和與進行中的時態並生。朱佑人的鏡頭下的1995年澳門,可以用關閘上的葡萄牙國旗為象徵,和受訪者的言說並沒有太多的歷史縱深,但卻如實紀錄了當時的情況。

時間的刻度不妨多找一條。相對於《亞明的澳門》故事和紀錄片滲雜的作品,有一部在時間性上更硬、更尖銳、更直面的紀錄片作品,由影意志發行,香港陳耀成導演的《澳門二千》(Adues Macau)。這一部紀錄片,訪問了1999年的澳門藝術家,其中包括了《亞明的澳門》的導演朱佑人和當時石頭公社的李銳俊。而且,這一條片詳細紀錄了,就在回歸當晚,1999年12月19日,石頭公社策劃了一個名為「這一夜我們一同走過」的活動,預計自凌晨起從社址(現在的新勝街CHECHE酒吧)出發步行至澳督府,預計沿途由不同的藝術家在街道進行表演,行至議事亭前地,警方出面干預,將某部份參加者帶走,直至凌晨釋放。在當時,這是一件事件,這一個紀錄片基本上算是鉅細無遺地將回歸當晚的遭遇,充滿象徵意銜地通通紀錄下了。

以《奧戈》和《亞明的澳門》、《澳門二千》為例,在九十年代直至二零零零年之間,澳門本身的影像書寫角度都是外地人佔的比例較多。《奥戈》透過社會觀察和推論,《澳門二千》則是直接紀錄。

然而,有一件事值得觀察的,就是,不管是《奧戈》、《亞明的澳門》還是《澳門二千》,這些作品對澳門所產生的問題或者陳述,幾乎沒有對後來的創作者在任何層面產生任何影響。另外,基本上現在要看這些作品一點都不容易,尤其是《澳門二千》根本在澳門市面上難以找到。只能是當年買了VCD的人,極度有限的情況下,在朋友之間傳閱,還有要有人記得起來,才會傳閱一下。這些作品在之後的討論,包括文字,錄像等幾乎消失,只剩下少數還記得的人,或者事件當事人本身偶爾的碎念。這些作品,即使作為電影(錄像)這個可以存放的媒介,或許是接觸機會沒有多少,總之就是和之後的影像創作者沒有溝通和對話。被紀錄和紀錄,或者敘事和論述,好像石沉大海,隱隱不見,一直存放在時間的長河裏。試想想1995年的香港所出產的港產片是何等輝煌(《夜半歌聲》、《西遊記月光寶盒》、《烈火戰車》……聽過嗎?記得嗎?),就可以推斷同年出產的《亞明的澳門》的朱佑人在振臂一呼要在澳門拍電影的時候是何等讓人懊惱,在片子裏已經直接陳述出來了。然後,在二十多年後回看,即使沒有立竿見影的資本價格,文化價值卻像舊酒一樣越陳越高。

到了2010年之後,澳門湧現出很多以錄像或電影作為媒介的青年,他看的作品看似和之前的無甚關係,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未有透露著之前任何敘事的模仿或連結。敘事手法或直接學習流行作品,或是從學院裏習得。與香港的陳耀成和澳門的朱佑人手法不同,2010年之後更熱衷於拍攝劇情片,可能是政府提倡電影發展和大力資助的緣故。但不管如何,在敘事上也透露出,新一代電影人作為澳門人的觀點和自序。

在這一段期間,可以先說說其他澳門創作人的作品。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