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6 典範論盡紙本
很多人形容,澳門是「乖孩子」,香港是「壞孩子」。先撇開這種家長式管治思路不談,因應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及澳門獲封「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港澳兩地又再牽起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與關注。澳門這個「典範」是如何形成,又可否持續?更重要的是,這些換來了甚麼?

澳門,你的鄉音何在?

#086 典範論盡紙本

文:川井深一(井井三一繪本書屋)

時間:2020年07月13日 17:17

1. 就你的觀察,澳門的孩子們,使用的語言有哪些?

十多年前,我還在校園任教。在路上遇到的少年,如果是叫我「老司」,接著就會用粵語跟我對話,如果是「老蘇」,那多半是從福建來澳的孩子,接著會用普通話(偶有粵語)跟我對談。近年來,我們還聽得到孩子的「口音」嗎?

身邊的孩子,使用的語言非常非常多樣。粵語還是主要,再來是普通話、英文和葡語,也有聽過以菲律賓加洛語說話的小孩,以及用福建話(聽到多半是晉江以及泉州口音的多)交談的小孩。去年我們曾經在書店舉辦過一個讀書會,把書店常聽到的小孩交談的語言朗讀出來,其中還有日文、浙江縉雲、蘭嶼達悟族語(我家次子被這孩子叫作「Sosoli」,就是「芋頭」之意)。語言是城市與土地的記憶,澳門是承載非常非常多土地記憶的城市。

一種語言是一個世界:接收對方的語言情緒,用一樣的高度去回應,與身體無悖,才能順利將靈魂交送出去。如何能這樣應對?最初的生命體驗,語言是一連串的實驗:創造記憶、接收魂靈的各種實驗。

語言需要文化空間與參與:土地誕和譚公誕,與街坊。

語言需要文化空間與參與:土地誕和譚公誕,與街坊。

我看過同一個小孩身體,在短暫的時間裡,同時使用粵語、國語、福佬話,日文、邦查族語與葡語,那表示在他短短的生命經驗中,有這麼多不同族群的人與他同在。如果你觀察兒童,會發現他們最容易穿梭在這些「不同的世界」。小寶寶接收對方的語言文化,自在的回應,後來卻「選擇」關閉、丟失一些。

造成記憶失落的原因非常多。它們是什麼呢?

2.人有「選擇」語言的能力嗎?

在沒有開放的文化空間裡,我覺得是沒有的。鄉音或母語,都會在封閉的文化對話空間裡被忘卻。人的母語是有意識的選擇,家庭裡各種角力的選擇、由照顧者選擇、由對話者選擇,小時候使用母語,但長大之後卻不一定。我看過一直渴望母親為之朗讀的孩子,但母親卻將孩子推向使用英語的家傭,也看過不允許家傭以母語跟小孩說話的家庭。語言從來不是「問題」,世界觀才是,它們隱藏在語言背後。

社會學家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裡講到語言充滿階級,這些影響黑人的心靈,使之成為白人世界的建構。語言的問題是表象,使之成為「問題」的事物在它背後。人在使用語言之時,便能清楚感受到權力的流動的方式,用詞遣字都讓語言變得主僕分明,甚至會知道使用哪種語言能在社會上獲得「好處」:考得公職、獲得工作,或與掌有資源的權力方溝通。

語言是城市的魂魄:基督教墳場,澳門遭遇過什麼?

語言是城市的魂魄:基督教墳場,澳門遭遇過什麼?

開放的文化空間,是包括教育政策。如果不思考「『人』是什麼」,教育環境就會變成一個縮小的政治權力場。使用代表政治權力方的「官方語言」就會是這個權力場最先執行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在中山的博物館裡,看到一位四川小孩,因為使用有鄉音的普通話購買入場票,不被售票員理會,父母親緊張地糾正「說標準普通話」,覺得那只會是關閘那邊發生的事情。現在看來,無論是哪個行政區域,「全民使用普通話」勢在必行。因為它意味著教育資源的傾斜,但它只是文化空間/文化教育空間緊縮、集中資源的語言政策本身而已嗎?不是。我想它會是在教學的各個方面發生:內地優秀教師進入澳門教學現場,澳門教師前往內地進行教學法觀摩(「被教育」的意味大於「理念輸出」)。而這些資源分配,會是語言政策之前就發生的事情。

除了教學政策,封閉的語言環境,也發生在緊密的「社會分工」之中,例如家庭關係裡,過勞的父母、傾斜的親職、噤聲的照顧者(家傭)。再後來才是轉移到參與「社會分工」的校園:執行資源分配大於教育理念的教學現場。

在這些分工之中,試圖用「他者的介入」建構出「人」的內在世界。

可以說,當文化的開放空間不存在時,人的語言是「被選擇的」,內在世界是「被建構的」,孩子永遠不會成為他自己。

3.培養「倖存者的下一代」?

跟著社會學家,或是當今的語言教學框架來談兒童的未來,似乎令人充滿沮喪。但其實我也沒想得那麼灰,只要在自己的城市緊緊相依,人就能好好活下去。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脫掉倖存者下一代的身份:

「倖存者們無比期望讓自己的經歷顯得猶如從未發生,他們樹立起一座沈默之牆,將過去之事隔離開來,他們會避開任何喚醒此段記憶的狀況,可惜這麼做並不成功,反而是將下一代置入了那些被分裂出來的恐懼當中,使他們因此被當成人質關了起來。」——馬丁.米勒《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語言需要文化空間與參與:菲律賓宿霧聖嬰節在澳門,參與的小孩已經是菲裔在澳的第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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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米勒回顧自己的生命史,也重新看見母親家愛麗絲.米勒的生命經驗。愛麗絲.米勒在兒童心理創傷的理論上著名,卻依然與孩子在疏離的關係中難以互動。馬丁米勒回顧母親的童年時,再度看到母親從不願意提起的家庭經歷:在極端保守的猶太家庭成長,並在納粹屠殺的壓力下想盡辦法「拯救家人」。愛麗絲米勒反抗傳統教義的猶太家庭關係的壓迫,卻又必須佯裝成波蘭人存活下去。此後她移居至瑞士,並且不願讓這段人生經歷重現,也因此與馬丁.米勒之間,不以波蘭語溝通(更遑論意第緒語),不只是語言,而是所有人生經驗,在親子之間都形成一堵巨大的牆,造成疏離。

即使不在戰爭時代,這樣倖存者的創傷經驗依然存在於失去語言文化的族群身上。我自己是母語失落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人大多能講好標準的「國語」,或曾在某個時期,嘲笑過上一代人不標準的「國語」。能說好標準語,並且輕鬆「駕馭」它,令人「自豪」。但它是由父祖輩的失語、逐漸步入滅亡的母語環境換來的。母語消失的原因,是父執輩生活在國語推行的時代,凡是使用母語,便會遭受嚴重羞辱的時代。倖存者為了不讓下一代人遭受到一樣的羞辱,便會站在暴力這方,於是他們的下一代,不再使用自己生活上熟悉的語言、甚至切斷母語的社會聯繫。

我的樂觀,是樂於在孩子成長的環境中,陪他們去問為什麼,並且找尋城市本身的故事。而語言就是這個城市的魂魄,作為多語言並存的澳門,這個城市看起來幾乎沒有任何主體表述,而它們一直都在。

多種語言居所就能呈現多種城市樣貌。我喜歡和小孩玩一種遊戲,從地名找到城市/村落原來樣子,望廈或文第士,誰住過這裡?洞穴街的洞穴何在?大籮巷點解叫大籮巷?有一次小學生問我「澳門有幾個島」,我答「用屁股想都知道,路環和氹仔」。小孩說:「你的屁股沒跟你說青州嗎?它的葡文是Ilha Verde!」現在不再是綠色的島,而名字裡它依然存在。

語言能力不只是一種工具,它有可能是人建立或剝奪自身思考方式的武器。如果無法建立「在場感」的個人田野,這道牆便會阻礙在生命之中,用國語作為書面思考的小孩,和其使用粵語的原生家庭產生斷裂感,疏離的痛苦就會一直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出現,直到他本人意識到這件事情。根植於此,Be Local,包括語言,它就會提供生命立場,告訴每個小孩,家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