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6 典範論盡紙本
很多人形容,澳門是「乖孩子」,香港是「壞孩子」。先撇開這種家長式管治思路不談,因應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及澳門獲封「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港澳兩地又再牽起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與關注。澳門這個「典範」是如何形成,又可否持續?更重要的是,這些換來了甚麼?

六四記憶

#086 典範論盡紙本

文:「Wake Up My Cow」Facebook專頁(項目協調)、特別鳴謝:各位回憶提供者及插畫師們

時間:2020年07月13日 16:16



T 太太 – 那年36歲
「1989年那時,我和丈夫和小孩從大陸移民到澳門好幾年了。那時電視上播着學生在天安門的新聞,我覺得很恐慌,有時我會選擇關電視,不敢再看下去。雖然北京離澳門很遠,但內心還是很慌張,也不知道學生們的下場會是如何,我丈夫反應偏向激動和生氣,他會用錄影機把所有關於『六四』的新聞報導錄影下來。他不是記者,只是個普通百姓,但我猜他把那些事情紀錄下來有他的原因,我也沒有多問。
「『六四』過後,我們搬了好幾次家,每次見到那些錄影帶,我都有一種恐懼,我不敢回播重看,亦不敢繼續把這件沈重的事一直放在身邊,感覺上擁有這些歷史的紀錄都是危險的,總有一天會被人算帳,所以在一次搬家時我就把他們都拋掉了。」



N先生 – 那年6歲
「『六四』的時候,我還是個澳門的小學生,我最深刻的是在家中看著無線新聞,我很記得有一個畫面:一台坦克車駛向一群騎着單車的學生,不過我相信這段影片現在已經消失了。
後來我到了香港生活,漸漸長大,在九七回歸之前,其實不會特別記起『六四』,因為每一家媒體都會製造回憶特輯及詳細回顧當時的情況,所以每一年這段回憶及歷史都會自然被喚起,從沒有忘記過。
反而後來再回到澳門工作,曾聽到澳門的學生說『六四』的新聞很多都是假的,這令我非常震驚!」





T小姐 – 那年約14歲
「1989年我還是初中生,本來一群學生從來都不看新聞的,但在那段時間,所有人都會常常看新聞,『六四』成了同學間必定會談論的話題。有些同學還很激動,自己寫頭巾坐在學校內發起討論。
「我還記得『六四』那天是考試期間,但大家都沒有心情溫習。我那晚一邊看著新聞一邊和朋友通電話,我們都非常激動,真的在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和學生逃走。
「之後學校組織學生們一起參加遊行聲援。我記得整個大三巴都是人,有學生,也有成年人,幾乎所有學校的老師及學生都有參加。學生們很多都手持口號板、橫額及牌子,我也有幫忙製作過牌子,電視還有拍到我們呢。那時我們從大三巴一直走到關閘。
「那年我認識的澳門人都很支持北京的學生,他們每談到北京的學生們都可以很激動,很多人都為他們流淚。」





C先生- 那年29歲
「『六四』那年,我剛結婚一年,所以印象很深刻。當時我在政府工作,每天一上班就和前輩談論北京局勢。最有記憶的,一定是十號風球那天(1989年5月20日左右)。即使風大雨大,我還是堅持參加了聲援遊行。
「那天大概幾百人左右,在吳區(吳國昌、區錦新)等人的帶領下,我們在橫風橫雨下走了澳門一圈。到達黑沙環的時候,水都已經浸到褲袴的位置。大部分人都喊著『民主自由』、『打倒專政』等口號,最後遊行在工人球場完結。
「『六四』那晚我本來也在看新聞的,但實在看不下去,就去到一個街站,是由當年東亞大學(現在的澳門大學)的朋友們所辦的。那邊有廣星的電視,大家聚在一起,一邊看新聞一邊哭,一整晚幾十個年青人站在街上難過不已。天亮以後大概七、八點左右,整個澳門社會都像停頓了一樣,所有人都走到大三巴前集合,等出發遊行。
「回想起來,那些年澳門人並不富有,而且讀書也不多,比起現在的人,他們更願意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追求民主自由,也許他們是單純的,但希望國家能改革進步的心意是存在過的。」





K先生 – 那年10歲
「那時候我還是小學五、六年級左右,根本不懂得這件事,但我記得聽過家人談論過。3號晚還是我的家人的生日,所以大家都記憶深刻。
「那段時間上小學,我們在小息時會玩「捉伊人」(捉迷藏),捉人的同學會說『機關槍,坦克車出來啦』、『要車死你啦』、『鄧小平、李鵬來捉你啦』,這些話成為了小孩子口中的遊戲術語。
「直到長大了才明白,這是件很沉重的事。」





F先生 – 那年6歲
「我那時很小,大概是一年級吧,但還是很深刻。我在聖羅撒唸書,很記得那時上學中,聽到遊行人士在八角亭附近路過,很清楚聽到他們的口號,例如『小平眼矇耳又聾』、『打倒李鵬』等等。後來再大一點,我會去文化廣場找『六四』的書看。」





M 小姐 – 那年1歲
「我當年1歲多,當然是沒有記憶與畫面。但從小到大依靠錄像、照片、歷史文章等去了解8964是怎樣一回事。還記得看過關於『六四』的BBC記錄片,鏡頭正在拍攝一位北京大學生,拍攝人員問他去哪,大學生邊踩着單車邊微笑用英文回答:『去遊行!天安門廣場!』『為甚麼?』『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其實人的能力小如微塵,包括自己,其實都不能夠做到甚麼去改變現狀……但願了解過『六四』的一群人可以明白歷史的重要性;甚至對於現狀要毋忘初衷地活下去。書本上被消失的,就由我們將事實延伸到下一代,讓年小的一群知道,良知、自由、人權對每個人的重要性,『籠』內與外的普世價值有何分別,從而令到他們懂得分辨黑白是非,讓他們明白到我們的『家』,其實一直被淪陷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B 先生 – 那年18歲
「31年前的五月某天,澳門掛起九號風球,在狂風暴雨之下,仍然有差不多兩萬人上街參與聲援北京民主運動的遊行,當時年少的我也有上街參與,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參加示威遊行。遊行路線經過新馬路時已水浸,當時的水位是到膝蓋位置,但市民並沒有退卻,仍然大步向前高聲疾呼痛駡共產黨。那次遊行不叫『六四』遊行,因為那時候是五月,六四大屠殺還未發生,很多人也沒有猜到中共政府真的會開槍屠殺學生。
「之後差不多每個週末、週日都有遊行示威,上街人數越來越多,最多人參加的一次是在六四大屠殺翌日,遊行人數約有十多萬,以當時澳門只有三十多萬人口來說,即是差不多三個澳門人就有一個上街。上街市民高呼『鄧小平下台』、『李鵬下台』、『打倒共產黨』,還火燒鄧小平和李鵬的假人像,這情況不可能在今天發生。
「當年有很多中資機構職員、紅底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遊行示威,當時我就讀的天主教學校,則較少談及北京學運。而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大學的前身)組成了『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五月四日發起校內同學到中區的遊行,也在差不多五月二十幾號開始,在當時的新華社門前(即今日的新馬路中銀分行)靜坐聲援北京學運,並一直留守到『六四』之後。
「最不想見到的畫面終於在六月四日凌晨發生,解放軍在天安門附近一帶開鎗射殺學生和平民,第二天全城哀哭。記得當時要去考GCE公開試,監考老師在考試開始前帶領所有考生進行默哀。
「大屠殺發生後隔了數天,有消息傳出李鵬被暗殺,多份報章頭版大標題寫著『李鵬中鎗』。記得當時路過板障堂一個報紙檔,一位小學生見到其中一份報紙頭版的『李鵬中鎗』,便興奮地高呼:『抵死!』當時李鵬『乞人憎』的程度,比下令開鎗鎮壓的鄧小平還要高。」





H先生- 那年22歲
「我很記得當時其中一個聲援『六四』的組織,由東亞大學(前澳門大學)的學生們自發組織的『東大學生北京關注小組』。我參加過他們很多次的遊行。
「『六四』那晚發生以後,我們知道有很多學生死傷。當時東大的學生們,在新華社前(現新馬路中國銀行)為罹難的學生設靈,現場不斷更新學生的死亡人數。現在想起來太可怕了,人數不斷上升,肯定有上千人,到最後都無法統計。
「當時很多市民帶了黃色白色的鮮花來到靈前獻花,學生們為市民帶上黑紗,我也帶了鮮花,有些更是帶著小孩子來的,現場的氣氛非常沉痛,大家都默默放下鮮花默哀,也有很多市民拿著錢來,向學生們捐款,求他們把錢捐到北京的學生們手上。」





D先生 – 那年12歲
「1989那年,我六年級。我每天中午食飯回家都會看新聞,望著電視機中那片人海,我只知道他們在爭取一些事,而我更是第一次聽到以『絕食』這個行動!
「6月4日早上,有人說發生了大件事。我如常回校,校內的同學都在談論,但沒有人能夠完整地解釋整件事。到了中午看新聞才知道,坦克入城、軍隊向人民開槍。那時我心中產生一個疑問:『為甚麼要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一家人望著電視,空氣是凝固的,我只記得電視播的畫面都是一片混亂,到處是鮮血、開槍聲和叫喊聲!
「因為『六四』事件發生,當時香港有歌星聲援,澳門都有大遊行,而我跟婆婆都有參加,在遊行中叫著『李鵬下台!』大人跟我說,命令向市民開槍就是李鵬,背後是鄧小平指使的。當年沒有深究背後的原因,只知道遊行就要叫口號。」
「當年我都買了一件吾爾開希的T恤,他的頭象印在T恤的中心,圖片還是『點陣圖』的。我記得婆婆講過:『今次工聯(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都會出去遊行。』她以前做過製衣廠,是工聯內的人,所以我記得,當年的親中團體都支持六四遊行!
「日子過去,我長大,後來我都有去噴水池參加澳門民聯會舉辦的悼念晚會,還記得有一年公開放《天安門母親》這部電影,後來知道另一部記錄片《天安門》。當年看的是VCD,由這些活動、記錄片、圖片展,慢慢把『六四』的拼圖一點一點在腦海中拼成一幅較完整的畫面。
「『六四』記念其實已經成為每年都會做的習慣,我都會跟我教的學生分享這件事,叫他們自己上網找相關的資料,自己分析、自己去了解整件事為甚麼會發生,及之後中國產生了甚麼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