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工作取消/延期 劇場Freelancers:思考政策、思考合約、思考計劃

083 劇場之疫 論盡紙本

文:劇場, 疫情, 藝文

時間:2020年04月10日 11:11

Mira的工作環境《浮生記》。

Mira的工作環境《浮生記》。資料圖片

「我覺得政府是想不到辦法幫忙的。因為我們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範疇。難道政府出一個幫助所有自僱人士的計劃嗎?又不會。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

「Freelancers (自由工作者)可能橫跨不同的行業。你有三個身份,政府是否用三份錢去幫你?那又不行。」「在澳門,可以一邊兼職開的士,一邊做劇場。他不做劇場可以多開的士,以政府的角度很難去觸碰到每個自由工作者。」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不如藉這時從新整理這行業應該有甚麼遊戲規則,而且這些有多少可由政府主導。因為如不重新審視,就會不斷——啊,多在這行業投入資源,大家又搞多些節目,但可能這資源不能碰到自由工作者的部分,只能繼續給很多藝團,藝團怎運作,自由工作者是無法去干預,政府也不會去干預每個項目。」

「自由工作者這模式頗適合現時澳門做表演藝術的工作情況。」

「藝團有錢當然會先考慮生存,這也合理。所以問題是,是否真的要重新思考這行業有甚麼架構,甚麼遊戲玩法?我覺得是一個思考的階段。」

劇場後台工作者杜國康(K仔)、廖嘉豪(Nero)、劉芷蕙(Mira)一人一語道。

不是想做freelancer,而是想做劇場

劇場後台工作者杜國康(K仔)。

劇場後台工作者杜國康(K仔)。

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令不少劇場工作停工或延期,一班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收入亦受影響。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員是演出技術綵排至演出當日才需要「埋位」。一些劇團都表示,當演出取消,加上沒有票房收入,很難全額支付他們的人工。留了檔期,工作與收入臨時落空,疫情之下受影響當然無可奈何,不少劇場的自由工作者亦在這段時間開始討論行業生態,以至政府的角色、自由工作者的工作特質等等。而收入受疫情打擊,freelancer之間也有一陣「會否轉行」的小討論。

Nero認同,自由工作者本身承受住一定風險,「也是那句,我們揀得這種方式,我們就在接受這種玩法。但我也同意,因為這行本身不夠成熟,我們只能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去從事這行,所以不是我們想做freelancer,簡單來說是我們想做戲劇,我們才做freelancer,但不是我們很想用這方式去做,是因為我們未必有很多選擇。」

在K仔看來,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是「在政府眼中是無名無份」。「因為連自僱人士旁邊的括號括着甚麼,我們都冇得揀,就具文憑者或未具文憑者,沒有的了。所以在政府眼中,我們這群人基本上是消失的,即沒這行業出現。」

「看財政局的稅務概念,其實沒演藝行業這領域,我們只是自僱人士。」Nero補充道。

劇場後台工作者廖嘉豪(Nero)。

劇場後台工作者廖嘉豪(Nero)。

長遠政策欠奉 影響信心

就Nero看來,如要討論這行的從業員的生存與發展,要思考的是澳門的藝文政策,以至政府是否夠全面了解這行業的生態、狀態或能力。「因為如他們對這領域沒信心,就會覺得,『這班是業餘的。如果我要很高級的藝術,乾脆直接輸入、找外購』,這亦是過去經常有的做法。澳門不是沒錢,但發展藝術要花的不只是錢,要花費的其實更多,但澳門花費得起的只是錢。」

「我的理解是,現時澳門規劃這行業不是由市場主導,嚴格來說是由政府主導,因為大部分的製作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在政府的角度,我付了錢,大家做得開開心心,是社團活動,但某程度上他是這行業的主導者。但我們自己覺得,藝術發展包含了教育、培訓、觀眾培養等方面要持續不斷,要很勇敢地不斷投放資源,而且這事要很堅持,但過去幾年很多事情都會變,我們都未見到一個很長遠的規劃,例如場地,接下來有哪些場地?有沒有新的場地?這類是比較討論得少。我們每年都在想可能有些場地會沒有了,或慢慢沒有了。」

Nero認同,自由工作者本身承受住一定風險。

Nero認同,自由工作者本身承受住一定風險。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整個結構中的資源分配得很奇怪,旺季超多演出,但根本沒人沒場地、沒觀眾,但我們只能迫着事情發生,為甚麼?可能和資助掛勾,可能和年度計劃掛勾。因為大家知道一定是3月才開始批出年度計劃資助,然後趕着去完成,然後2月就好靜,這是否恰當呢?還是足夠的彈性?現在有跨年度計劃,但都是有限,大家都還在試。」

「我是保持正面的,覺得要花時間試到一個新的做法。我這樣想,就不會咁容易想轉行,但很多人根本不會理這些,只知道前景未明,現在失去了很多工作。」

「去到下一個循環是,我們沒有了這批人,對我們這行也是損失;或他變了一個兼職的劇場人,對我來說也是損失,因為他沒有了咁多精力投放在這行。去到下一個周期,會變成我們一下子冇咗很多精英也不定,唔知道,又會滾存下一個問題給再下一個周期的人。」

「應該說,這週期會變成以前的生態,就是大家放工再來做,做着做着有起色了,又會變成一堆全職人士。」K仔也道。

「沒錯,變成了一個循環。」Nero續說,「政府可能覺得『你們十年前都咁行,行得掂,點解我哋要轉型成一個專業?』但發展藝術就是有分野,怎樣越來越高級或者規模越大,這就是發展。」

「所以轉行這概念某程度上來自於不安——我不知道這行接下來會怎樣,不單純是我有沒有工作。如我現在沒工作,但我知道之後會好的,我都會多付出去增強自己,但因為看不到接下來的正向元素,所以我們容易受到不安影響,所以這樣大的不可抗力出現,就可能令到有些人會有很多打消念頭就不做了。」

有合約就有保障嗎? 細節要怎樣處理?

劇場後台工作者劉芷蕙(Mira)。

劇場後台工作者劉芷蕙(Mira)。

如何保障工作的問題,大政策要思考,小細節也受關注。疫情之下,有一些劇場的自由工作者覺得工作臨時被取消,收入沒保障,一些人也開始思考合約的問題。對此,Mira表示,因為圈子小,劇場自由工作者和劇團都互相信任,很少就工作安排簽約。「我覺得現在疫情時可以讓大家討論,無論是以團的身份,或設計師、舞台管理人員,有這段時間去溝通,做一些合約保障到大家。而合約條款不單是講不可抗力因素,例如疫情,還可包括工作上怎樣制定一些怎樣為這production共同工作,會否之後的合約可以包括這些部分?」

「但首先要推動合約的產生。」K仔認同,「合約這方面真的要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時機去談,這合約要怎樣處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是澳門的一些壞習慣。」Nero說:「因為本身不是簽唔簽約的問題——我們是不懂簽約。假我我和劇團合作,我怎簽呢?有沒有範例呢?有沒有可諮詢法律的地方?或者和這領域有關的法律討論呢?我們是完全不知道。」

「這行業雖然發展了很多年,但其實不完善。我們現在眼見只可以控制其生產鏈,但例如(人員)保險、醫療、其他輔助性質的,其實是不完整的。我們現在能維持的只有生產。一出這類型的不可抗力大事件,這條鏈,不用說,斷了;這些一直隱藏着、未爆的問題,像僱傭、法律這些,就同時間暴露了出來。」

Mira表示,因為圈子小,劇場自由工作者和劇團都互相信任,很少就工作安排簽約。

Mira表示,因為圈子小,劇場自由工作者和劇團都互相信任,很少就工作安排簽約。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憑單據報銷/活動延期 對freelancers 收入有幫助嗎?

疫情之下,活動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 K仔、Nero和Mira今年上半年的工作都有受到一定影響。話說政府有推出一些措施,例如就取消的活動,旅遊局表示,會根據各表演團體其後提交的相關資料,按照實際情況作出支付。文化局也表示,如已獲文化局資助的活動項目,社團可在遞交報告時註明受疫情影響取消活動,並提交已產生的支出費用單據副本。經審核後,所產生的費用將按原資助程序,在已獲批准的資助金額範圍內予以報銷。Mira指,自己一些已完成一部分的工作,劇團有按當中的百份比出糧,「如延期在下半年補做,就可以演出完後,把餘款付我。」

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令不少劇場工作停工或延期,一班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收入亦受影響。

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令不少劇場工作停工或延期,一班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收入亦受影響。相片由受訪者提供,攝影:Kabig Lam

但下半年還有本來的工作,時間湊得上嗎?而且是一整台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時間。「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K仔說,「因為(延期的話)你的工作不是取消了,仍然預留了一個時間給他。」

K仔也覺得,雖說憑單據報銷,但一個創作的某些成本難以衡量。「我覺得憑單據報銷對大部分劇團來說有些尷尬,因為只可報銷到可見的成本,例如我有出報價的,或道具單上買了的。不可見的創作成本在哪呢?以藝團來說,很多時反而是發想的過程或創作的過程才是最貴重的東西。」

「我覺得真正幫到劇團的是很明確地帶出一個資訊:場地何時會重開,甚麼準則下重開,令大家有方向去籌劃那件事,才叫真正的幫助,而不是大家一直在不安:雖然現在安排了下半年的製作在九月,但現在歐洲疫情也很厲害,或會再傳回來,會不會變成今年度批的資助又取消呢?其實這些是不安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