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7 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築城危言藝文爛鬼樓論盡紙本
作為執法者,警方的權力遠比市民大,而市民往往未能以相同力度監察執法者有否濫權。就今次《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的諮詢而言,司警多次長篇論述「以法官作為監督是最高監督」。誠然,澳門的本身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保障,但當局未有以同等力度向公眾講解由市民去使用監察機制的細節,直予人「專業霸權」之感。而在「司法保密」、「科技強警」、「透明度低」的形勢下,保安範疇的施政領域猶如在黑幕後進行,諱莫如深。

如何讓參與式規劃走下去?——澳門「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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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路家

時間:2018年12月9日 10:10

澳門有過參與式規劃嗎?有,這是來自民間主動──「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下稱「我城」)由2008年至2018年這十年間曾多次舉辦參與式規劃活動,部分亦有成果,但項目都很小型,這股「參與風」亦未能持續。原因之一,是有進駐社區工作的團體沒做類似行動,而做規劃的團體又未能長期駐區與居民溝通,特區政府亦沒有持續的政策支持。

「這是一種菩薩顯靈式的幫助。你好像突然『噗!觀音菩薩出現喇!你有咩咩願望呀?』『我想起闊啲條行人路。』『起咗喇!』噗一聲,菩薩又消息失了。他就只是得到一條闊了點點的行人路,但我想信真正的社區規劃不應該這樣,應該是用更多的時間跟居民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我城」的城市規劃師林翊捷如是說。

「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城市規劃師林翊捷

「我城社區規劃合作社」城市規劃師林翊捷

土地矛盾 促成參與想象

要說澳門的「參與式規劃」,或應先由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發展歷程說起。「以前澳門人不太擔心文物、古蹟或城市景觀會有很大變化,因為土地不值錢,沒人會急着去大拆然後大建,回歸前只會擔心樓宇建到一半『爛尾』。」但2002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而巧合的是,澳門2005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成功申報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其實很矛盾,一方面房地產急速發展,同時『緊箍咒』亦放在澳門的頭上。」然後2006年運輸工務司前司長歐文龍因貪污被捕;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信中央關注澳門歷史城區,包括燈塔景觀會否被高樓大廈遮擋⋯⋯短短幾年間的一連串的事件,都令不少市民開始思考澳門的城規究竟該何去何從。

2008年,林翊捷和幾位學城市規劃的朋友決定一起嘗試推動參與式規劃。「幾過癮的是,在一個沒『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的情況下,講『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我自己形容是『無本之木』。」

「我們傳統受的教育是,有一個『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然後由『由下而上』的去補足,但連『由上而下』都沒有。」

湊齊「權力三角」 開創局面

「沒有」的意思是,澳門多來來的城市規劃政策都是一片空白。「沒城市規劃的意思不是甚麼藍圖都沒有,而是三項現代城市規劃的特徵它(當時)沒有。第一,沒有專屬法律,畫了(規劃圖)也沒有法律地位;第二,沒有完整的規劃文件,到今天也是,即規劃圖沒遍及整個澳門,所以有所謂的『白區』。只要不是一些很污染的,都可以做。我想這應是地球上最寬鬆的要求。」第三是沒公眾參與機制。「這會發生甚麼事?就是他可以甚麼都不諮詢你,亦可以甚麼都諮詢你。小至要不要一個公廁可以問你,亦可以建一座體育館,甚至一個賭城都不問你。2008年大約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林翊捷他們就選了新橋作為行動試點。「因為我在新橋長大,即我是居民的一部分,權力關係會比較容易擺平一點。澳門地方小,你說『我係邊個個個仔』,件事可能容易處理少少。也只是少少。」而該區鄰里關係未至於新區般疏離。他笑言,當時一班城規畢業的朋友就依着教科書上說的開始。書上說「社區總體營造」有三個關鍵:政府部門、社區規劃師,還有社區居民團體;他們就說服了當時新橋街坊會的領導黃耀球。「其實這事都頗冒險。一班由外面讀書回來的人,搞公眾參與這些事。他又覺得挺好,然後就由他們去說服政府部門,也就是當時的工務局。」

「現在看來簡直是一個迷。」他笑道,「若用現時工務局的角度看來,怎會睬你們?」林翊捷認為,政府當時首肯與領導工務局的司長歐文龍被捕,市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跌有關。同時,一批新官員上場,新人士新作風;政府要重新建立與社區的關係,亦知道之前的方式可能會衍生一些他們不想見到的情況。「所以頗幸運的是,(我們)剛好在這時間點。於是這教科書式的三角形竟然被我湊齊了。」

空地經街坊商議後,變成了一個小廣場。

空地經街坊商議後,變成了一個小廣場。

從小處開始 着手改變

但起初他們也只能在一條掘頭小巷作嘗試。而身處這些小巷的街坊常會苦惱的是,在澳門,電單車常常一字排開地在街邊停泊,一旦被燒着,火勢波及很大,「在這些掘頭巷其實是計時炸彈。」而且行人路太窄,輪椅難以經過。「甚至有街坊曾向我們表示,連擔架床都過不了。」

於是城規師們做了這小巷的模型和合比例的電單車。「澳門不知是否因為地方小,空間感有少許問題,即他可能會覺得『呢度最少可以放三十幾四十架車啦!』所以一定要放合比例的車,告訴他們『邊度放到三十幾四十架?』」然後借了一個托兒所,在一個周六下午舉辦了一場社區規劃活動。「這次較幸運,百幾戶來了三十幾人。也試過有些巷只有兩位婆婆來。這些事一定會經歷過。」「食物、飲品是一定要的!不然留不住他們。」他笑道。

政府亦接納了街坊們的改造建議。結果,小巷的行人道變闊,停車位重新規劃,走火逃生通道變得暢通,輪椅和救護車擔架床亦方便出入。這模式現時在澳門不少街道都可見到。林翊捷形容,是當時居民的意見得到落實的成果。「是很簡單的設計,只少了兩個停車位,即少停了兩架電單車,但對居民來說,有意外時,這些非常重要。」

「我城」亦曾在新城規劃推廣期間到學校進行「學校村」的規劃活動,由學生發揮想象。但不是每次活動都能開花結果。例如他們曾希望在氹仔建單車徑,最後也沒建成。「那是基馬拉斯大馬路。那裏建了甚麼?算了吧。有時理想和現實有些差距。結果政府決定在上面建一條很長很長的天橋。」還有祐漢居民的舊區重建工作坊。「最後這件事亦都無疾而終。這不是我們可以努力的部分。」

本地參與式規劃未能走遠 原因何在?

林翊捷認為,這十年的經驗,證明了這個公眾參與的方式,在澳門是可行的,但他亦反思為何澳門的社區參與未能進一步拓展,甚而很多澳門人根本不知道有發生過。「我們沒做駐點工作。這是很要命的一個缺點。」這是他總結出的第一點。

「這是一種菩薩顯靈式的幫助。你好像突然『噗!觀音菩薩出現喇!你有咩咩願望?』『我想起闊啲條行人路。』『起咗喇!』噗一聲,菩薩又消息失了。他就只是得到一條闊了點點的行人路,但我想信真正的社區規劃不應該這樣,應該是用更多的時間跟居民建立更深厚的關係。」

第二是澳門沒有穩定的政策支持。「當政府有些官員換了,可能想法就會改變。有些官員可能急於求成,例如希望在任內五年做一番光輝事跡。而公眾參與是一件很費時的事,要和居民軟磨硬泡一年半載,他才稍為理睬你。如你要五年內做光輝事績,可能趕不及了。」還有一些是「看守政府式」的官員。「我希望在這五年內不要出事,希望在這五年完成之前未完成的工作,任期結束後就安安心心退休。」「有少少風險的,即居民可能反對,或有少少爭議性的,他們都盡量避。最好做些大家都不反對的事。不用有掌聲,總之不要來罵。」

一些政府部門亦無可厚非地很著重實效,包括事可否落實成為一個工程項目,透過一些設計改善告訴居民政府的存在。「『我對你哋好喇。你哋嘅意見已經落實。你要闊啲行人路,我即刻同你整闊佢。』但是否每個個案都能如此?有些問題不在於具體的工程設計上,可能是文化上。但他可能說:『我是工務部門,文化上的不是我管』。我聽過最好笑的是:『嗰邊好似黑咗啲,可唔可以加支燈呢?』『加支街燈好似係電力公司嘅事。我可以反映吓,但唔包一定得。』其實很無奈。」

「如沒有政府的公權力,這件事實現不了。你可做參與,但你沒辦法實現。要實現,一定要有公權力。」

是規劃也是政治 如何拿捏?

他認為,參與式規劃推行的關鍵,是澳門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程度以及政府體制和政策,而這些改變都需要時間。有人認為,城市規劃充滿政治、社會、利益及道德的重要議題,是共識的政治,亦是一個民主進程。林翊捷的分享中亦提到,城市規劃和政治之間的分界,從來都不太清晰。在台灣,有些從事社區營造的人後來變成了里長,而作為城規師,亦要思考對政治的介入如何拿捏。「因為當初居民相信你,並不是因為你的政治立場,是因為你的專業能力,是因為你和他溝通。」

「我們和工程師、建築師不同。我們是去擺平關係,然後等工程師、建築師入去工作。當我們涉足社會、社區、政治議題,深度應去到哪?這平衡我自己未找到一個鐵一樣的答案或很清晰的界線。我自己覺得,這是一條鋼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