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學派的啟示 3

戲游花間 藝文爛鬼樓

文:安哲

時間:2018年09月27日 15:15

在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脈絡上,部分學者的論點認為三十年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並認為當時已經擁有成熟的、具民族特色的表述體系,只是後來坎坷的歷史發展打斷了這個「中國自己的電影」繼續茁壯成長。

「20 世紀30 年代初期,《桃花泣血記》等一批作品終於探索出了中國風格、清新氣質的恰當表達⋯⋯到30 年代中期,隨著《神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的出現,標誌著中國電影已經建構起成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體系⋯⋯在抗戰結束後⋯⋯《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仍然製作完成,成為中國電影藝術的豐碑和典範⋯⋯解放戰爭結束、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隨著意識形態的乾坤扭轉,中國電影從『市民電影』轉向『人民電影』,民國時期以市民觀眾為主體的中國電影,轉向『為人民服務』⋯⋯

『人民電影』的創造挑戰重重,既受蘇聯電影的影響,又要展示民族獨立的新中國的藝術特色,到了1955 年《董存瑞》終於成型,基本做到了新的意識形態和藝術規律的有機結合⋯⋯到1959 年,『人民電影』走向成熟,典範作品群出。60 年代,外交孤立的背景下,中國電影自覺地找尋與中國藝術傳統的關係,《林則徐》、《枯木逢春》、《小兵張嘎》、《早春二月》等作品出現,均已彪炳後世。但是,接踵而至的『文革』,政治鬥爭摧毀了藝術生態,在藝術凋零、樣板戲獨霸的局面下,艱苦探索發現的『人民電影』創作規律又被廢黜, 電影歷史又一次出現斷裂。」(摘自《王海洲: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內核》,2018年4月11日, https://bit.ly/2Odo43G)

「當走出文革後,我們的中國電影先是學歐洲,做藝術電影;到了新的世紀,發現市場的重要性,又開始學習好萊塢。在這一百年中間,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真正地將中國自己的電影繼承和發展。」(摘自《專訪|王海洲:用中國自己的研究話語闡釋問題》,2017年12月13, https://bit.ly/2N5kuDT

筆者根據這兩篇文章的歷史脈絡整理了圖片,方便理解。

有趣的地方在於王教授嚮往的電影黃金時代正是共和國成立之前的「另一個中國」,1927至1937是歷史上公認的民國時期黃金十年,那正是「上海灘」的時代,當時的上海就像今天的紐約或巴黎,是金融、時尚最活躍,意識形態最開放的城市,也正是造就出王教授心中「中國自己的電影」及「市民電影」的時代背景。後來共和國成立至文革結束(1949至1976)的二十七年裡全中國都處於政治鬥爭的時代,經濟被破壞、意識形態變得單一、電影及其他藝術的發展都被窒礙。由此可見,經濟發達與意識形態的多元開放,正是電影及其他藝術發展的機遇。

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上中國可以超英趕美,但在意識形態上卻越收越緊,操作手段大量複製:中國夢是複製美國夢的操作手段;強調高尚的、值得自豪的民族性與國家意志,是複製納粹的宣傳技倆;取消主席任期及小組治國,是文革式個人崇拜的複製;「中國製造2025」是德國工業4.0的複製;「互聯網+」是網路長城下的內聯網⋯⋯凡此種種可以檢視出中國現正處於模仿學習的階段,並未有成熟的心智去面對過熱的經濟,以及隨之而來過度的自我膨脹,由改革開放至今如此急速的發展,國家主體及全體人民還未來得及調整心理,就要跳進巨量數據與人工智慧的大時代,這必然產生不適應,中國電影市場井噴式的發展與中國電影理論之間的漸行漸遠,正是這種種不適應的其中之一。(4之3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