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 兒童,有權嗎?論盡紙本
每當談及兒童的議題,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關注點大都是在於如何令到兒童受到保護。就如去年立法會通過政府提出修改《刑法典》中有關性犯罪的條文,其中不少條款是更嚴格規範涉及對未成年人的性罪行,以進一步加強對未成年人尤其是兒童的保護。另一方面,也值得關切的是,兒童除了享有受到保護的權利外,其實還有參與社會及表達自己兒童意見的權利,這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有清楚的展示。究竟澳門在落實兒童參與權利的情況如何? . 每月一號出版 售賣地點訂購表格廣告聯絡

被性侵幼童報案後現二次傷害 蘇文欣:須建立互信關係

062 兒童,有權嗎?論盡紙本

文:論盡

時間:2018年06月25日 10:10

就魯彌士主教幼稚園發生懷疑性侵案,有家長反映,帶小朋友到司警局報案後,發現小朋友出現焦慮、不安的情況。而司警回應稱會安排小朋友在一個環境舒適的房間,並安排2名受過小朋友詢問技巧培訓的女偵查員進行會晤,避免其產生心理壓力。退休社工學者的時事評論員蘇文欣指,小朋友在不理解自己的身體為何會被侵犯時,當警方為他落口供,要求他再度重演情景,就有可能會出現「二次傷害」的情況。他並認為,教青局需真真正正地跟進小朋友情況,提供更深切的治療。

對於家長質疑警方的做法,蘇文欣則相信警方已用盡可以使用的方法來為案件進行搜證,然而,面對小朋友懷疑被性侵的案件,未必會是警方的專長。雖然警方會為小朋友提供舒適的地方,並由受訓的女警錄取口供,「但是我們的警員是否有受過向小朋友取證,尤其是向受過性侵的小朋友錄取口供的專業技巧?因為後者的難度更高。不是說帶小朋友到一個舒適的地方,小朋友就會一五一十地說出來的。」

「其實向遭受過性侵或家暴傷害的小朋友錄取口供,是需要很專業和特別技巧,即使受過社工專業教育的一般社工也未必勝任,這是頗高難度的工作。」

此外,亦有家長指,警方只容許部分家長在錄口供時全程陪伴小朋友,部分則被拒絕。蘇文欣表示,關鍵在於警方與幼童、家長之間能否建立信任的關係。他認為在相關案件當中,社工如能全程地陪伴小朋友才是至為重要。「信任的建立不是短時間內就可培養出來的,但是警方落口供的時間只有2.5小時,要在無信任基礎下將被性侵的事全盤說出來,就容易造成二次傷害。」

蘇文欣強調,二次傷害對於小朋友來說影響深遠,但有部分家長因為不希望小朋友勾起被性侵的回憶,而不去報警,「這不是一個對的做法,小朋友對於這些記憶,不會輕易地忘記,只是會壓抑著記憶。」

對於這些已受傷害的小朋友,蘇文欣指出,政府必須專業和積極協助小朋友和家長,當中,教青局應真真正正地跟進小朋友情況,提供更深切的治療。同時,需要社工局介入,提供專業社工以一對一的輔導及協助。尤其面對日後的司法程序,更需有社工提供專業恊助。

退休社工學者蘇文欣。

退休社工學者蘇文欣。

另一方面,未來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時,涉事小朋友的回憶可能會再一次被勾起,有家長建議採取錄音錄影作證的方式避免二次傷害。蘇文欣指出,根據現行法制,錄影錄音取證未必能成為呈堂證供。是以,他建議社工局應就今次事件做一個模擬法庭,模擬整個司法程序的進行,讓小朋友可以提早得知法庭的審訊程序,讓小朋友取得相關經驗,這樣當到法院時相信較容易接受出庭作供,「不可能只叫小朋友在庭上將經歷說出來,小朋友就會照做,要以保護小朋友的角度出發,而過程中社工應全程陪伴小朋友。

學校、教青局通報機制失效?蘇文欣:應有預防性做法

對於今次事件,社會較為關注學校的做法、警方的調查以及政府的程序問題,卻較少提及到小朋友的安全、福祉問題。蘇文欣認為,雖然政府不斷強調有程序處理相關情況,例如學校須向教青局通報事件等,但當通報機制真正啟動時,意味著事件已經發生。

「究竟係程序當中,能否有防禦性的做法在其中?」蘇文欣舉例指,西方國家早在多年前,已就針對小朋友的服務進行預防性的規範,例如女童院中除了看更可能是男性外,其他的職位都必須要由女性擔任。再者,所有工作人員在入職時須接受品德檢查,看他們是否存在案底,或是否有類似性侵的投訴,「若果發現有問題,是不能聘請的。」

蘇文欣亦指,另一個存在的問題就是通報機制,學校有義務向教青局通報懷疑性侵事件。但指,自去年10月發生首宗學童疑被助理員性侵的事件後,學校明知校內出現如此的事件,但卻以「忘記」來推搪,做法不能被接受,「學校遲了通報、不通報又會如何?是否會受到處罰?那些不受教青局資助的學校又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