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9 社會公義與社工論盡紙本
澳門正在為社工註冊制度立法,然而,日後的註冊社工能否真正做到專業,處事以社工價值作為依歸,而非只是「乖乖」聽政府話的維穩工具,這對促進社會公義尤為重要。澳門社會有太多因為行政/長官意志凌駕專業所出現的問題,而體制的不公義往往是由政府一手造成,沒有民主監督推動下,政府就更不願意打破這些體制的不公義。因此,如果社工沒有專業自主,只能活在政府控制的陰影底下,那麼公義或許不會再得以彰顯,弱勢群體只能無聲吶喊,任由社會病入膏肓,最後無藥可救。這就是我們需要關注社工註冊制度立法的原因所在。 . 每月一號出版 售賣地點|訂購表格|廣告聯絡|電子版

考古路崎嶇 人才難回澳

#059 社會公義與社工論盡紙本

文:路家

時間:2018年03月29日 16:16

路環船鋪街地段。

路環船鋪街地段。 新聞局2015年圖片

澳門是世遺城市,歷史處處。翻查資料,近年就有好幾個觸目的考古項目。例如2006年的黑沙遺址研究、2010年高園街四幢公務宿舍被拆以了解是否聖保祿學院遺址、2012年草堆街八十號挖掘及路環船舖街遺址等等。奈何參與的人要不是外地專家,要不就是文化局人員,或許還有少量本地學者,考古畢業的人想參與其中,機會少之又少,大學亦沒有考古系。「常說要吸引人回來,你怎滿足到我們回來澳門?可能都會留在國內,國內都有一些港澳人士在國內做考古工作。」談駿業說。

為考古願打散工 想研究澳門史

現在大家說起談駿業,大都會想起「造船業」、「荔枝碗」,但其實談駿業的出身是考古系。2006年大學畢業,回澳後首份工作卻是電腦硬件銷售,但仍心繫考古。「2006年11月參與了黑沙遺址的發掘,因為太喜歡,就停了工,沒做電腦銷售。(參與)黑沙遺址那時是義工,晚上亦兼職在食肆幫忙埋數。那時覺得自己很忙,朝早要掘地,晚上又有工作,體能還不錯。」談駿業笑道。

黑沙考古計劃結束,談駿業又回到電腦銷售的工作,但不久後又再辭職,原因仍是與考古有關。「當時拿到東方基金會的獎學金,去葡國半年,了解歐洲的考古學是怎樣的,亦去了當地一些大學聽課。」回澳後適逢澳門博物館請短工,他又去應徵。工作內容包括整理過往的出土文物,如在崗頂劇院發現的瓷器,「有一次做了顯榮里的考古試掘。」

幾次都是做短工,甚至義工,談駿業坦言有想過考文化局,畢竟長工收入較穩定。他憶述,有次確實也報考了,之後卻不知怎的沒了下文。及後政府開始中央開考,他自己又覺得公務員做行政的時間較多,未必可以全心研究,於是就沒再報考。2009年,談駿業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3年後,他決定回澳當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原因是「想做跟澳門有關的工作,特別是跟造船業有關的」。但每年,他仍會花時間從事考古工作。

聽談駿業回顧畢業後的工作經歷,就覺得澳門不是沒有考古項目,但考古系畢業生要投身有關專業,其路卻頗為崎嶇。談駿業表示,在澳門找工作一點都不難,但要找一份自己有興趣又能生活的工作就比較困難,「特別是做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研究工作,就更加難。」

談駿業表示,澳門的高等院校都沒有考古系,澳門亦沒有他們發展的空間,其實很難吸引考古專業的人才回澳工作。

談駿業表示,澳門的高等院校都沒有考古系,澳門亦沒有他們發展的空間,其實很難吸引考古專業的人才回澳工作。

考古成果少公佈 有志之士難研究

「澳門是一個世遺城市,正正是因為世遺城市,我們很多事都是繞着世遺來走。但有時覺得,大家了解世遺地上的比較多,但對地下的故事了解就很少。」談駿業認為,澳門的考古發掘成果甚少詳細公佈,令有志研究的人難以了解相關資料。同時,本澳的考古項目很多時都會邀請外地專家處理,但本地就大多只有文化局的人員才能參與,其他人能參觀的機會也不多,令本地非公職的考古人員難以成長。「你擠到幾多牙膏出來我們就知道多少。船鋪街發掘了多件文物,我們看都沒看過。」

事實上,這與香港的處理有頗大差別。例如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就設有「香港考古資料系統」,讓公眾查找香港已出土的文物資料,當中有文物的相片、出土地點、年份、體積、材質等等。文物出土後亦會展覽。例如在香港目前發現的唯一青花瓷窰址——大埔碗窰,除是法定古蹟外,亦設有展覽及導賞。另外,網頁上有「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清單,截至2012年11月,地點就多達208個,辦事處亦有公開明確指引,訂明可如何取得「挖掘及搜尋古物」牌照,以從業員對地點進行挖掘及搜尋古物。網頁上亦有公開多個地點的考古研究報告,讓公眾知悉。

「但現在在文化局的網頁看不到。這是我們跟香港較大的差別。他們的公眾是有知情權,但澳門好像缺乏了這方面,除了黑沙考古發掘了幾次,叫做出過報告之外,其他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考古工作出了甚麼成果,這些我們都了解不到,所以對於想研究的人,講澳門史,特別是講史前史時,我們都不知道該怎說。」

「我們是這個專業的人,都沒能做回自己專業的工作,包括就相關專業提出建議。單靠自己去找資源去支撐自己的工作項目,其實很難行,因為本身做自由職業者已經很難。」

他舉例指,其實澳門還有很多有趣的史料尚待發掘,當中不一定的遠古的物品,近年的同樣珍貴,同樣重要。他以鴉片盒為例,「鴉片盒對於澳門的歷史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料,特別在考古上,澳門當時是一個鴉片的運輸中心或中轉站,這在文獻上我們看到很多,但真的實物出土的數量到底有多少?暫時都未有人做過。」

他指出,考古學中有一學科叫「城市考古學」,就是要發掘出城市建設的年輪軌跡,葡國就有一個城市考古藍圖。「哪些是核心區域,一定要做考古工作,甚麼是緩衝區,甚麼是新區,但都要做考古監察。葡萄牙可以有一個梯隊,有發掘的,亦有文物監察者。」「如果我們要做城市考古學,要整理出一個空間佈局,(鴉片盒)這方面很重要。我們說煙館,不只是一間煙館,可能還有搬運過程,裏面很多的故事,要透過整理才會出來。這方面我想要更去加強或思考,就是要將這城市的記憶或歷史重構。我們近代接觸的歷史,都能補充過去文獻沒有的實物資料。」

草堆街80號遺址。

草堆街80號遺址。 新聞局2015年圖片

本地人才缺發揮機會 歷史只能由外人書寫

談駿業表示,澳門的高等院校都沒有考古系,澳門亦沒有他們發展的空間,其實很難吸引考古專業的人才回澳工作。「常說要吸引人回來,你怎滿足到我們回來澳門?可能都會留在國內,國內都有一些港澳人士在國內做考古工作。」於是就出現「死循環」:澳門沒人才回來,就不能有系統地開展長遠的考古發展計劃;沒有計劃,人才就不會回來,政府又因「沒本地專業人才」偏向外地專家。這除了窒礙澳門歷史研究發展,也出現歷史的論述視覺的問題。

「現在已有一種情況是別人在說你的歷史,牽着你走。我們在這生活咁耐,實實在在經歷過,我們考古會發掘到的物件、痕跡、這些我們更直觀,而其他地方的學者,只能從宏觀的地方,參考很多文獻資料,但沒有實在在澳門感受生活。別人去書寫這歷史時,感受不到那種親近性,而自己可從一個更微觀的角度去做。」

「我們希望自己感受生活,從而去了解這歷史和自己生活的地方。我們希望能給下一代的是,一個他們有自己思考的空間,而不是完全相信歷史說的。考古對的不是人,很多時是對着物件,它有主觀性,因為是由你去詮釋,但亦會參考歷史,怎樣把兩者關係重合,這是我們考古人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這是我的目標,就是人會感覺到自己活在歷史當中。我們有這背景,就不會只任由別人去講:你的歷史是這樣。這也是不會讓人牽着你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