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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不是一個人——淺談《彼時此岸》中的身份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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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慧妍

時間:2017年09月7日 0:00

攝影機、微信、Facebook、赴台就學。

葡國菜作為遊客美食、茶餐廳作為本土美食。

葡萄牙國旗色的雞啄米、操北京口音的遊客、填不出籍貫的澳門人;煩悶的上班族和只想準時放工的清潔女工;位於全球生產線最底層的生產工人舅舅,有錢到可以在遊艇生活四年的姨媽,「夾在兩者中的澳門人」。

談及身份最讓人尷尬的,往往是當我們論述「我們是誰」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大多在談論的,卻是「什麼不是我們」。

「零距離合作社」於台北「牯嶺街小劇場」上演的台灣版《彼時此岸》,以一名赴台就學的澳門人為主軸,貫穿全劇以「一人一故事」為素材,編織而成的敘事架構。儘管本劇的編導手法為一人分飾多角、多線發展、碎片化及打破觀演界線,人物、地點、議題不斷轉移,整理起來,卻不難發現本劇的關鍵詞句,以及這些元素的連接關係:

一、澳門人到台灣求學後,(在Facebook上)十分關心台灣的時事,回到澳門卻感到自己與(充滿遊客、工作苦悶的)城市格格不入,要填籍貫時又填不出一個可讓他滿意的答案,望向那個(演員極力奔跑、飽受打擊、長路漫漫也要申請居留的)台灣,深感疑惑她有什麼理由,為台灣的新聞淚流滿臉,又或,向遊客解釋澳門的食物其實沒那麼難吃。於是演員發問,我是誰?澳門是什麼?我是澳門人嗎?

二、開場便宣告的宿命論:「我們是一台攝影機,你不能決定被架在什麼位置。」於是有身在珠三角地區,當牛仔褲洗水技工的舅舅,和嫁了有錢人,有錢到可以在遊艇住四年的姨媽;苦悶但是年輕、充滿希望的社會新鮮人,與每天只期待上班下班領薪水的清潔工。他們被定義為彼此不能理解,亦如一台攝影般失去任何能動性和自我意識,一如演員問「同是生而為人,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際遇可以相差如此的遠?」後,由莫群莊飾演的工人只喊一句「邊識呢啲野啊!」(大意:這些東西,我哪懂啊,上班就是如此)然後繼續工作。前者的身份危機,是借由對比台灣、及對台灣的關心而來,於此,這個從經濟階級入手的「澳門人」,被架設在極度富有與貧窮之間,演員說澳門人「就在他們兩者之間」(先不論這個放置是否可行或適合),兩個問題、及它們所試圖提問的澳門人身份危機仍然相似:我不是他們,我不是他們,那麼我們是什麼。

《彼時此岸》所構建的,是一個自我邊緣、不斷排除的澳門人身份。這種邊緣與文化評論人李展鵬曾述的不同,差別是這個「身份的模糊、認同的空白與文化的混雜」並不帶有「充滿創造性的力量」(註1)。回歸此劇,其立場更傾向把台灣人、中國和澳門人,當作是一部全然被動的攝影機,如果人沒有創造、顛覆或擴闊身份標籤的能力,我們便失去了以宣稱「我是澳門人」來擴闊澳門人身份的主導立場,誰知道呢,你甚至可以說「我有這個疑惑,所以我是澳門人」,不是嗎?換句話說,此戲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去問「我是澳門人嗎?」的這個人,並不具有能動性,只任由環境和國族政權來界定的話,那麼,這戲的所有探究,就註定是徒勞無功的,這些國籍和身份,也只是一個拿出護照來看看就可解決的事情。

此外,要去探究澳門人的身份危機,另一個更容易落入的陷阱是,當我們不斷排除什麼不是澳門時,其實,亦是正在暗示一個正確的澳門人身份,但這個正確的澳門人身份,真的存在嗎,以及,為了更好的社會,這個標籤有必要存在嗎?透過排除,去確認自己的澳門人身份,其實十分無情和危險。

於是,當演員說出:「如果澳門是一個人的話,他肯定已經精神分裂」時,不免讓人錯愕,和尷尬。因為澳門真的不是一個人,這裡有很多人,本就不可能只擁有一種性情、地位和身份。同證,戲中出現的台灣和中國形象,也不免落入一元、片面的誤解。

其實,開首陳列的種種元素,並不牴觸。即使在現實中,我們仍然需要地域身份,它也不該是排除的工具。如果反其道而行,我們去擁抱更多的價值,擴闊「澳門人」的身份想像,喜歡的話,願意的話,你可以是澳門人,也可以是台灣人,你可以什麼都是。甚至,你也可以什麼都不是,但不防礙你去做任何事情,因為我們不需要因為澳門人的身份來讓我們(只)關心澳門,這樣豈不是更自由、更美好嗎?

 

註1:參考李展鵬的《越空白,越有可能性──澳門人的身份認同與歸屬》,http://mypaper.pchome.com.tw/chinpang/post/1320258022

 

演出:零距離合作社
時間:2017/07/22 19: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2樓藝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