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活空間──記「澳門劇場研討會2016」

戲游花間 藝文爛鬼樓

文:俞若玫(「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觀察員。香港獨立創作人,從事小說、現代詩、散文、藝評寫作及概念視覺藝術創作,也經常策劃文化活動)

網址:https://aamacau.com/?p=35979

時間:2016年12月6日 10:10

 

澳門劇場研討會2016(攝影:鄭冬)

澳門劇場研討會2016(攝影:鄭冬)

不想承認也得認,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空間成為商品,大家每天都在打大大小小的空間戰,哪怕是有形的居住、工作、休閒空間到無形的精神、情慾、宗教、創作、表達空間等等,都是寸寸黃金,兵家必爭。今年澳門劇場研討會主題定為「空間」也實在是迫切及重要的。兩天的密集會議,聽見不同難處,讀到有趣破點,看了在地演出,深感澳門獨立劇場人,正在愈收愈窄的場地空間,以及社會歷史被單一的城市發展消磨的情境下,奮力為劇場打開更多門,展開更富彈性,有頑強空間意識的「活空間」。活者,即機動、出入通達、有想像力,能連結及開拓的有機體。

研討會共兩天,第一天是個案分析,主題非常聚焦:「存亡之間——澳門民辦劇場空間的建立、經營與展望」,有六個劇團分享,闡述了六個對應政經壓迫的生存策略。政經壓迫是指文化政策的改變,如因賭稅減縮而縮減資助;以及地產主導城市發展及空間管理的社會現況,簡言之,討論框架是澳門獨立劇場的生存空間及文化生態。

第二天的討論面向相對多樣,上下午兩節各有專題論述、劇評寫作工作坊學員的論文發表、嘉賓回應,另有一個香港實踐分享。兩位主要講者都有深刻的論述,如澳門陳美玉老師對空間公義的提問,精準尖銳地直指賭場建築如何壓縮公共空間,以及華人及葡人如何在城市設計及布局上,各用自己的符碼去作空間表述,再現及建立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另外,台灣郭亮廷老師談及「大劇院時代」及公園成為「自然」的地產項目,都正是政府以文化建築來鞏固文化優勢,國族精神進駐場域精神,當中鼓勵市民參與,但虛妄不實,只強化中產的生活想像,無法帶來真的公共性及堅實的改變等等。兩位學者都從可見可觸的日常生活空間出發,拉動公共空間的管理、文化空間的想像及公眾參與的質素的討論,只可惜接下來的論文發表,接軌討論的地方不多,如果參與的朋友可以機動的因應自己的題目而延伸討論就更好了,不過,這個要求未免過份,因為本應放在學院及官方機構做的學術交流,現在由獨立的文化團體來做教育及培養劇評人的工作,人少資源有限,有此高水準的論文,已經非常非常不簡單了。這本身也顯出了澳門劇場人的自主自強的個性。

綜觀兩天的交流,有以下觀察:

不是苦主,堅韌變陣

劇團聚首,圍談生態,很易變成苦主申訴大會,只談政策的錯,都是市場主導的禍就很沒意思,喜見交流的朋友,輕談困難,坦言自己的對策及實驗,分享對未來的展望,的確是一次澳門獨立劇場的個性展示。當中有不得不進駐工廈的,如劇場農莊、小城實驗劇團及石頭公社,有趣是,三者對劇場空間各有取態及想像,一直取道教育工作的劇場農莊,不依戀大街,相信可以把觀眾帶到劇場,引發社區人士習慣地走入工廈進入劇場;而石頭公社入工廈,不為建立黑盒劇場,反保留不賣票的形式,公開招募創作(舞)人,定期展演未成熟作品跟觀眾直接交流;而小城實驗劇團放下實體空間的苦苦經營,從「劇場搏劇場」進入到「劇場駁劇場」,把「拼搏」轉化為「接駁」,以節日帶動人流及空間,超脫實體劇場空間的框絆,變身為推動小劇場文化的平台。另,最有經濟資本(物業)的曉角實驗室,善用優勢,以Long Run 為實驗方法,長期去排練及展演同一個劇目來打開即食消費模式,也令創作有更多時間醞釀及成熟;零距離合作社仍然留駐地鋪,含淚堅守劇場、生活及地區的融合,因而要做大量的其他工作來填補貴租,令人又是敬佩又是擔心。此外,足跡以跟書店、文化團體合作的混合經營模式來維持獨立單幢樓的展演空間。

除了零距離及曉角外,各單位雖然沒有提及實際的營運方法及具體的銀碼數字,但各有變陣變態(有形轉無形)的方法,很可以成為長期研究的個案,供其他地區如香港參考,讓同在地產及旅遊主導生活空間下刻苦存活的劇場工作者,對劇場空間更廣更有趣的想像。正如周伶芝老師在回應時說,中港台朋友都有三種精神策略來對抗空間政治,包括:出走、游擊、漫遊。但概念是概念,我們需要更多實戰的經驗及階段成果的分享。

 

觀眾在哪  參予意義

第一天研討會大都集中在空間的生產者這一邊,而第二天論文分享,開始以不同面向及程度觸及進入空間的觀眾,如傷殘人士參與藝術活動的可能性,在地表演如何介入社區及跟觀眾的互動,以及似未發揮清楚的「關係美學」和可以再深入發揮的如何引發觀眾連結自己的肉身和演出的 intercorporeality。

這當中容我再細分為誰是觀眾,觀眾在哪,如何捲動觀眾的參與,參與的意義及質素。因為自己近年經常攪長者藝術活動,所以對誰是觀眾,誰可以決定什麼人才可以參與藝術活動的議題時,自然就放在文化權的脈絡,即是人人有共享文化資源的權利,而不是由空間經營者在硬件的多少去討論,也離開需求及供應的市場邏輯來考慮如何讓傷殘人士參與文化活動,當然這是很理想的狀態,而歐洲國家可以實踐,我們為何不?這又回到基本步,我們如何看待文化及公共空間。

《OFF | SITE‧在場 2016》,《距離》創作及演出:許嘉敏,由梳打埠實驗工場提供(攝影︰歐陽永鋒)

《OFF | SITE‧在場 2016》,《距離》創作及演出:許嘉敏,由梳打埠實驗工場提供(攝影︰歐陽永鋒)

 

有關在地的表演藝術介入空間,觀眾的角色的確是迷思:當地的居民是觀眾還是表演者?十一月隨梳打埠實驗工場的OFF | SITE‧在場 2016 遊走沙梨頭,在地認識澳門舊區及中葡人千絲萬縷的利益及管治關係外,有趣是,看見當地居民因經過長時間跟藝術家的磨合而不怕外人的介入,顯得氣定神閒,甚至為表演者提供方便及故事,變相是表演者,他們在表演自己的生活。同時間,我們這些走入社區的觀眾,最愛看仍是居民對演出的直接反應(如看見有人在大氣球內跳舞或有人被綁著賣豬仔)及互動,看來,不論居民知不知道演出的意義,仍是離不開被觀看的位置,我們這些外來人介入老區的生活空間,如何被導向為有意義(或詩化)的參與,加強想像、認知及身體在場感,大概就是藝術家的功夫。再來是,既已跟當地居民磨合,藝術大可發揮紀錄的力量,只化為幾小時的演出很是可惜,對於長期下來聽見的、看見的居民的故事及歷史,仔細的documentation 非常重要,讓片刻的相遇延伸為別樣的空間及可能。當然,這要花上更大的氣力及資源了。

綜合而言,研討會及演出都讓我深切體會澳門劇場朋友對藝術創作的堅執,既小心翼翼,在地深化,關心社會議題,又延展論述,加強培育,同時流動變體,開拓未知,很是敬佩。Peter Brook 早年提出的「空的空間」,使鮮活的現象及經驗復蘇,而活的空間可以讓出入的創作人及觀眾更自主流動,互相看見,扣連力量,開發更強的想像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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