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是留給現實的功課──關於《情人的西裝》

戲游花間 藝文爛鬼樓

文:黑黑

網址:https://aamacau.com/?p=17699

時間:2015年05月19日 20:20

Peter-Brook_The-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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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ok 的作品《情人的西裝》靜靜地來到澳門了,堂堂一部經典擺在眼前, 而這部作品自然從容得就像是這位90高齡的老人家,坐在你家娓娓說故事那樣,閒閒道來的一字一句皆久經歷練,滲透了對生命的理解,他說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卻留給世人許多思考。

閱讀經典之重要

台灣作家楊照認為人在面對經典時會變得比較謙卑,而正是態度決定了我們面對世界的方式。劇場亦如是。不只是觀眾,在《情人的西裝》裡,也同樣閱讀到大師在改編作品時那謙卑的心,極為謹慎地選擇適合的演繹,讓作品得以保留短篇小說簡練精巧的力量,同時又以充滿幽默的生活化語言與精心安排的音樂,為作品延展出更大的空間,使作品背後深層喻意,得到恰如其份的承載。

《情人的西裝》改編自南非作家康塔巴(Can Themba1924-1968)的同名短篇小說,這位作家的書後來於南非被禁,他移居至另一非洲國家史瓦濟蘭(Swaziland)不久便去世,沒來得及看到自己作品被偉大的導演改編成劇場。1994年在巴黎上演了法語版,2012年再以英語原文重演,並來到了亞洲。該劇講述在律師行做秘書的黑人丈夫Philemon撞破妻子Matilda與情人約會,然後以情人留下的西裝來對妻子進行種種報復行為,終令妻子精神上備受屈辱而自殺

如果撇除了時代背景,便難以理解這個故事中要人細味的地方。《情人的西裝》的背景是五十年代的南非,那是最為黑暗的時代,南非開始實施「種族大隔離」政策,包括種族登記、強迫遷徙,規定不同種族分區居住,生活設施也要隔離等極度不公的措施。對這個時代背景的描述交由戲中飾演丈夫朋友的黑人演員,他說了三件真人真事。第一件是在上班的公車上說的,他以有點說笑的方式提到自己星期天無法進入「黑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教堂中的荒謬情景;第二個他跟男主角說了剛聽回來的消息,有三個人在火車上被搶劫一空後又被扔出窗外,說到鎮上一到發工資的日子如何人心惶惶;第三個故事最為悲慘,提及一名人們都很喜愛的吉他手和歌手因早已成為警察的眼中釘,在實施戒嚴的一個夜晚被無故抓走,被逐一剁去手指後警察對他說:現在,你就唱你的歌給我們聽吧,流著血的歌手站起來唱了Billy Holiday的名曲《Strange Fruit》,最後身中三十多槍死去;然後這位朋友還說到,他們很快便要搬離所住社區,因為所居之處將被強拆。這三個敍事片段的穿插有如醍湖灌頂,如同那件情人留下的西裝一樣,時刻提醒着現實中屈辱的存在,看似安定的生活其實暗湧處處,小市民必須承受着一個接一個降臨身邊的厄運而無力招架。當現實過於嚴厲,人們只能把不幸看作笑話,演出一次次重回輕快的步調。

「她受的懲罰過於嚴厲,相對於罪行的惡劣程度來說。她試圖把懲罰當做一個笑話。」

對生活的細致描述可以讓人發狂

劇中由早晨開始,鉅細無遺地呈現黑人夫婦的一天,其實他們是住在三十幾戶人共用一個廁所的社區裡,看似愜意的陳述愈發讓人感受到生活的窘迫和壓力。而人們對現實的憤怒無處宣洩,卻也開始扭曲心靈,成為更底層人物的壓迫者,與施暴者逐漸成為同一類人。

因此戲中的壓迫是逐層而來的。妻子作為社會的最底層,犯了背叛丈夫之罪而遭受屈辱對待,但作為丈夫的施暴者同時也是社會上受害者,劇中沒有輕易地進行道德批判,而是呈現了受害者、施暴者及其所處畸型社會之間的聯繫。犯錯的妻子曾試圖改善生活,參加社區中心的文化活動,追求自我提升,讓觀眾看到五十年代南非女性的處境,婦女如何同時承受著來自種族隔離政策與男性社會的性別差異對待,女性僅從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中得到一點精神上的滿足,就那麼一點點的改變,已令妻子覺得自己生活有救了。導演多次讓這位妻子動人地歌唱著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好像這是她唯一對現實的抵禦。歌曲在劇中代表了黑人婦女最底層的聲音。即使最後由丈夫朋友提出了「Forgive and Forget」,在嚴酷的環境中似乎是唯一出口,而非向他人施暴來平復自身傷害,但也是最艱難的,最終也未能挽回傷痛的結果。

簡約劇場美學的實踐

另一充滿啟發之處便是能親睹大師如何實踐他簡約的劇場美學。在有關「空的空間」劇場觀念的闡述中,他說,「沒有佈景是執行想像力的先決要件」,又說:「劇場中給的愈少,想像力就愈快樂,因為那是一塊喜歡玩遊戲的肌肉。」像是重現七十年代的「地毯秀」,今次的舞台仍由一些極為簡單的物件組成:活動掛衣架、桌子和椅子,舞台中央一張小地毯,台側有現場配樂用的簡單樂器,就是一切。幾張色彩鮮豔的椅子已交代了故事的非洲背景,點出了民族性和文化特色。每一件物件的存在皆沒有多餘,皆為演出增添說服力。簡便的設置使演出不受地域和環境所限,也不受資源所限。演員精準的控制力更使人讚嘆,這樣揮灑自如的演員,根本不需依靠華麗的佈景,他們謝幕時那與觀眾對視的有力眼神,更使人難忘。

大師以最精確輕省的劇場元素,聚焦在幾位演員和樂師的演出上,以極為平實的演出來面對沉重議題,以喜劇留給世人一個功課。正是這種質樸與洗練,構成了這部看似輕巧的作品,卻有足以面對世界的強大力量,讓觀眾輕易進入作品當中,卻帶著思考離開。

這一切的呈現對今天的劇場特別有意義,大師的示範實在太有說服力,為身處消費時代的我們,上了一場無比珍貴的劇場教育課,提醒我們,劇場之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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