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 白色傷痕,莫失莫忘論盡紙本
【封面專題】公民暢所欲言,說真話,聽在當權者心中,往往會變成刺耳聲浪,甚至招至無情反撲,被瞬間窒息。 歷史提醒我們,自由並不是必然。歷史更不應忘記,一代又一代抗爭者為推動民主、公民社會進步的犧牲和努力。翻開塵封的記憶,近代澳門經歷過一段真正的白色恐怖時期。就在二十五年前,一班堅持平反六四的大學生和民聯會成員,陸續受到左派力量的高強度社會打壓,暴力威嚇、經濟封鎖、一夜失業,連家人也受到牽連,誓要將異見者迫至毫無立錐之地。在這時代的漩渦之中,有人被迫急流湧退,有人最終流落異鄉,有的潦倒一生,也有人堅持下來,繼續擔起民主旗幟。 那年春夏之交,抗爭之火已深植一代澳門人心中,靜待嚴冬過後再發新芽。 X 【藝文爛鬼樓】8月尾9月,白色恐怖赫然降臨小城,強權先要人噤聲,控制表達,在此人心漠然與惶惶對峙之時,劇場裡的強光照射之下,却先後有3個演出與敏感話題扯上關係──《雲端》、《藥》和《再見唐吉訶德》,當中對政治高壓下理想的追求、人心變異等,皆作出描畫和反思。這可能是一次不約而同的巧合,也可能是劇場人對社會緊張氣氛的敏銳回應。每個演出都是一次當下心靈的呈現,不僅顯示了創作人對小城未來的關心,更是對生存信念的莫失莫忘。 售賣地點:https://aamacau.com/?p=7737 訂購表格:https://aamacau.com/?p=3847 廣告聯絡:[email protected]

不要讓靈魂在身體未死前先自殺

#018 白色傷痕,莫失莫忘論盡紙本

文:聶國瑞

時間:2014年10月11日 10:10

回想二十五年前,我們幾個東亞大學的學生和一個助教參加吳國昌搞的「國情研習班」,大家興高采烈離開紅街市教區牧民青年中心,我與那位助教準備在高士德紅街市巴士站等巴士返回氹仔時,突然有幾個看不清面孔的彪形大漢走近我身旁,我只聽到一句︰「靚仔,唔好咁多事呀!」二話沒說就將一個可樂樽當頭打下來,我立時驚覺︰這是紅色恐怖—頭上立即流血,可能我小學時與同學玩得撞頭比賽贏得多,練成一個硬頭,好像不感到甚麼痛楚。雖不斷流血,但仍然急步追他們,到了義字街才追不上,我才不支倒地暈了。

聶國瑞當年訪問經澳門逃走的六四流亡人士。

聶國瑞當年訪問經澳門逃走的六四流亡人士。

在被送到鏡湖醫院急診室縫針時才知悉區錦新也被施以「紅色恐怖」,當然我們在面對傳媒訪問時都異口同聲有人要我們收口不要再罵他,他本來是兩隻腳,我們就說他四隻,尤其是六月十日兩萬多人齊集大三巴聲討他出賣澳人時,我也站在台上義憤填胸怒罵他,其實現在回想,他有不對,但我侮辱了那真的四隻腳的動物,也有點年青氣盛。既然講了,見紅也是甘心承受的。 但見過傳媒後,恐怖的事接踵而至,不再是紅色了,是徹底的封殺,要我不能在澳門街立足才是最恐怖的,要人乖乖就範,噤若寒蟬,生人勿近,無立錐之地,這才恐怖。

先是我們做學生的一一被家長訓斥,為免惹家長再受不必要的擔心和牽連,當時成立準備長期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要宣佈解散,所有仍然暫管的市民捐款都全數撥捐香港的支聯會。當然有人謡傳我「獨吞」了捐款,好像到今天仍有人說,這是後話。我現在手上的單據和昔日的報道都可以做證我是清白的,但我從不去辯白。我們的小組同學成員個個都能夠變身不受任何的牽連,但我從此就背負了小組負責人的污底,任是洗也洗不清了。

聶國瑞被襲

隨後我的工作和前途都因為這個底無法像別人平步青雲。我在畢業後,申請到澳門電視台工作,主管說很想聘用我,但可惜我的背景不被錄用。幸好電台主管接收了我,我就獲得澳門電台聘用做記者。那時的澳門電台人才濟濟,也是三教九流,我們都能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最難得的是主管力撐我們只要是好新聞,哪怕是得罪人獸不分的權貴也為我們頂硬上。做了記者那麼多年,我真的很懷念那三年在澳門電台的打拼日子。我能申請到一個到英國短期學習的獎學金,也是因為主管支持。

滿以為白色恐怖開始染回色彩繽紛,誰知發生一場公共事務烽煙節目「今日脈搏」封咪事件。為了堅持傳媒自由,與當時的澳葡政府硬撼,由主管到編輯到記者十男女集體辭職抗議。為自由奮鬥是我一直堅守的底線,我當然不甘後人。走了十個為新聞自由拼搏的人,澳門電台後來怎樣的光景,大家都有目共睹,盡在不言中。原來我們十個最痛心的不是被當局打壓,大家都認為是有本事之人,怎會不能在當時傳媒好景之秋覓得一職?真的在辭職時沒有擔心過前路,痛心的是被一個一直在鼓動我們積極抗爭的「當事人」做了無間道。他從此平步青雲,時窮節乃現,未窮都現,焉能不痛心呢?

其實我說在為自由打拼時,真的有點「自命清高」,像舊同學「大鳥」編導的唐吉訶德原著的角色,一直在跟不停轉動的風車對打。有舊同事跟我說,有最高當權者放話下來,聶國瑞離開澳門電台後,休想在澳門的新聞界立足了,真的是言出必行呀。我即使願意答應一間報館,以電台工資不到一半當記者,最後也因為受了某方面壓力而告吹。我狠下心拋下太太和年幼的女兒返回我的出生地香港做記者。做過電台的財經記者又做過剛開台的有線電視社區記者,後因為太太懷的第二胎流產,我覺得一直為新聞自由打拼,但身邊的家人又照顧得多少呢?我想重返澳門工作方便照顧家人,於是主動找當時的亞洲電視新聞部主管。不要看他粗口爛舌,見我時也在一間酒吧「盤」我,一拍即合請我做駐澳門記者。既然是香港一間傳媒機請我,那些人獸不分的當權者自然奈不了我何,我又再重返這個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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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台無新聞嗎?亞視跟當時的大阿哥無線和後起大灑金錢的有線電視真的不能相比,但我們不甘於認命。器材不足,人手不夠,我們做記者和攝影的唯有多行一步,死纏爛打。雖然封殺還是照舊,就因為人家不用我賣帳,我賣了帳人家也不領情。我做傳媒的心得是在不斷被封殺的空間開拓點可以透氣的縫隙。傳媒的高層一直在跟我不合作,我惟有廣結善緣,與前線的行家保持友好合作關係。我反擊白色恐怖的策略就是首先自己不要沉默,但不要急於逼沉默的大多數表態。他們沉默多時自有他們的理由和苦衷,只要他們不反對你就是支持你了,他們可以暗中支持你發聲,其實也是支持了。我於是在可以為行家爭取到採訪方便時大家合作,在不違背自己新聞道德的底線—不受賄和不只報喜不報憂,我都儘量與行家行方便。你清高也不能阻人「搵食」,其中一法就是,在徵得香港主管同意默許,我帶備相機 (那時未用數碼相機)早上有新聞時因為電視新聞已有同事在拍攝,我除了採訪外,也為一兩間小報和一間大報 (姑諱其名) 的行家(他們要睡覺)拍照,自己掏腰包晒相派給他們,換來我晚上可以有多點睡眠時間,他們在晚上有突發新聞時通知我去採訪。當然他們是背著主管跟我合作的。

我為亞視當駐澳門記者幾年間人工不斷跳升,除了正值港澳前途問題和澳門治安惡劣外,我與同事拼搏也是原因之一。我實在很拼搏,拼搏到連我大女兒在學校拿獎時,一聽到當時司警司長白德安座駕爆炸就衝去採訪;我也經常與一家人出外吃飯時,有重大新聞就置家人不顧趕去現場;也試過追訪司警工作踩上他們當時位於時代中心的分部;被白德安押入內,我竟報治安警說被綁架;我一直很努力為我所謂的新聞自由打拼,但當年一個個一同奢言理想的同事行家轉行的轉行,做高官的去做高官。人各有志,我從來不去埋怨,大家都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何必相譏呢?

但想到家人時,只能有愧於心。我若繼續下去,離婚的路走硬了,既然封殺是逃不了的,白色恐怖依然無法變回色彩斑斕,沉默的大多數依然沉默,最終落得家散了,就真的讓人寒心。既然不想做埋沒良心的傳媒人,也不願意出賣靈魂換富貴,於是我毅然在可以選擇情況下避秦「急流勇退」,移居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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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沒有努力過去打破沉默。我一直佩服吳國昌和區錦新,他們一直在發聲。我其實也只是竭息十年八載,沒有沉默過,不曾為自己曾經發聲而後悔過。我不做傳媒了,不是因為死心,而是我去做傳道了,覺得迎抗白色恐怖不是敢於發聲就能消除;耶穌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聖經馬太福音十章28節)

製造和實施白色恐怖的人頂多只能殺你的身體,甚至全家,但不能殺你的靈魂。既然不能殺你的靈魂,為甚麼要怕他們呢?甚至先出賣自己靈魂為保自己身體呢?身體始終都要死一趟,我們的靈魂為甚麼在身體未死之前已先「自殺」呢?問題是怎能保得住你的靈魂永遠不死呢?我會回來的,不是再做傳媒。在澳門,像我以前那樣做傳媒,只會越做越「霉」。不要看別的,像我的師妹搞這份我看都未看過就要我幫她寫稿的月刊。我會回來做傳道,也來發點聲,提醒大家不要靈魂在身體未死之前先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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