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是教育 社會是學校:專訪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

005 投小城一票 ──屬於我們的選舉課 論盡紙本

文:樹人

時間:2013年09月7日 12:12

選舉不但是參選人的事,也是你與我的事。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就用一個半小時,跟《論盡》上了一節公民課,我們獲益良多,也期望與讀者分享。

黃素君

黃素君

年輕選民會否投票成疑問

黃素君對今屆選舉的初步印象是,參選人年輕化,參選人也明顯增加。至少,多了年輕人跑出來關心社會是好事。但對於投票率會否也年輕化,她有保留,認為暑假會讓年輕人熱情冷卻,很難說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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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選舉中其實是公民教育「中介人」

她覺得選舉是體現公民社會的表現之一,其實學校及老師有責任擔當「中介人」的角色,將選舉視為活生生的教材,向學生解讀民主、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根本就是一堂公民課,只是參與社會的層次不同。她質疑平日學校關心社會的方式,是否僅能限於賣旗和探訪老人院?認為那是「多慈善、少公益、未見公義」的社會參與而已。黃素君假設:感受(第一級);參與(第二級);反思(第三級);行動(第四級);進一步行動(第五級)的話,賣旗和探訪老人院,可能只有第一至第二級的層次,當中未必有改變學生的人生觀,更莫說反思和改變整個社會。

另一個老師要解讀民主和選舉的更重要原因,是因為新生代總會接觸到社會發生的事,包括社會運動、選舉狀況、警民衝突等,社會進步是很緩慢的,黃素君借用菲律賓科拉桑「不流血革命」的例子反問,「為何經常見到澳門的衝突或碰撞,這是否唯一方式爭取民主嗎?」當學生見到這些景象,他們會找誰求證?作為老師,如果都拒絕作出指引和解讀,學生可能誤以為,關心社會和爭取民主的人,涉及暴力的舉動就是唯一的方法…… 其實簡單至幼稚園選班長,或者大學生爭取支持,都可以是民主選舉!甚麼叫民主?有名如蒙特梭利教育法,都提倡每次入教室雩翽肏堨葖摒龤A意思是「今堂我們認識水果,好不好?」如果學生不同意,那該課就不教學生認識水果,然後商量學習些甚麼。但黃素君坦言,「現在學校用教科書,除了商品化,老師只依教科書去教,很大可能『夾硬嚟』,你唔鍾意都無得揀!」

她重申,民主不是只通過選舉去表達,選舉只是反映了「社會是共同擁有」的重要性。而即使有參與的行為,亦未必就反映民主,到底距離民主有多遠?如果欠缺了中介人去幫助理解,新生代很難消化。

「老師似做緊新聞報道員,卻帶不出深層思考」

她提到透過社會作為公民課的重要性在於兩點:

1)這跟澳門有甚麼關係?2)澳門跟全球又有甚麼關係?

她舉例汶川地震,老師呼籲學生捐錢同時,有無推動學生思考,捐款的理由和運用?因為這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不單是地方的事。她承認現階段很多學校做得不理想,即使有大學提倡義教學習,有時也是「好心做壞事」,因為內容可能是「義教三日,卻玩足十日」,又或者前期準備及活動後檢討都做不夠,結果無反思就無價值重組,變相失卻義教意義。

悲澳門,「走在前,落在後」

剛從西班牙旅遊回來的黃素君,有感港澳地區同樣出現「科技走在前,但很多事情卻落後」的情況,她引述在西班牙常常見到一家大小,沒有只顧著電子產品,而是一起去享受與大自然接觸,令她印象深刻。

太功利主義不好

她相信學校並沒有剔除社會服務,但似乎導向都偏向功利考量:「計不計分的?點計成績?不計分的話,學生投入感不大,家長又會想,做完若確保不到小朋友考到大學,有時間不如學琴算了……做甚麼都要有助升學,單一論述,功利主義,無用就不做。」

老師才是最不願長大的一群?

她指出其實在澳門,普遍老師關心社會的態度都比較疏離,「甚至本身老師就是比較保守的那群人才入行!」她曾經跟修讀教育專業的學生進行非正式統計,發現八成老師自認是「乖的人」,「幾乎無人留過班」,問到他們「點解會做老師?」一般都會有以下非常有趣的答案:「因為覺得學校無咁多複雜的事情」。黃素君笑道:「這可能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但若然植根在學生,跟他出來社會所遇到的有很大衝突,坦白點說就是,很多做老師的無法接受現實,永遠不願意長大!」

老師擔起太多無形枷鎖

不過,黃素君感慨,社會對老師附註很多枷鎖,「甘老師事件」,「林老師事件」,她覺得社會彷彿在塑造一種「做老師就不能有自己」的刻板印象。特別當涉及參與社會運動時,校方會有很多制肘;動不動將老師介定為「激進」,她認為這「完全是侵犯老師參與社會的公民權利」,而且會不斷循環,要求老師「循規蹈矩」,例如只能賣旗,但探討賣旗的社會公義就等於「激」了,甚至部分學校管理層,都會框框老師的私人生活,直接影響老師的教學任務,以「複製」和滿足校方期望。

 

學校的存在為了甚麼?

黃素君眼見越來越多學校,只重視考大學排名、學生課業、校際比賽,她反問:「這些比培育公民更重要嗎?」她擔心,最後公民教育只是堂而皇之的學科,卻反映不到在學生的生活當中,她認為影響應該由教育做起,這個就需要突破!

她留意到,近來參與社事務的年輕人,大部分由台灣回來。她覺得因為本澳現時社會傳統較保守,趁現時繁榮穩定、有資源,她鼓勵年輕人應往外跑,勿戀棧澳門的方便。若然條件不允許,她相信學校亦可多邀請來自外地的人回來分享經驗和見聞,旨在讓本澳學生多點衝擊。02年她曾經向一班中五中六的學生做有關升學意願的問卷,發現大部分選擇留澳升學的原因很簡單──「可以做兼職、可以近屋企」,甚至連做父母的也期望子女留澳升學。

對此,黃素君很擔憂,慨嘆澳門人不知將高等教育視作甚麼,她舉例:「如果你要嫁A君,係因為佢架車,那麼你是嫁俾架車!你選擇留澳升大學,因為要做兼職,那麼即是兼職是大學,大學係兼職!」她由衷希望日後澳大徹底遷往橫琴後,真的可以有助學生專心學習,因為她相信四年大學如果學得不好,將來學生不會回頭再打開書本,所以四年時間應該全心全意投入學習。

「公務員唔代表你無SAY!」

除了學校、家長和學生,黃素君有感,公務員學做好公民也是尤其重要。

她指出香港回歸前,公務員需要「政治中立」,意思是不能夠利用公務員的位份,影響其他人的投票意向,「但關鍵是,這並不代表公務員就無SAY!」。

相對而言,黃素君覺得澳門人,一旦成為公務員,就會被公務員整個包袱的身份「綁架」,從而連本身「公民的身份」都失掉。她憶述多年前一次六四燭光集會,有同事見到我出席憑弔,就表示其實有公務員上司向下屬表明「不要去,會有人影相」,黃素君直言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她認為自己憑弔六四的出發點,跟賈梅士日六月十日葡國人去記念憑弔的動機相若。她形容「現政府將這些視為對立,而公務員正服務現政府,所以公務員解讀為,不能超越公務員以外(自己也是公民)的身份」,反而並不正常。

你是公務員  你也是公民

「如何做到強而有力的政府,公務員整體對公民社會的建構、對自己做的公務有較多理解,事實上並無衝突,作為公民跟做公務員本應無衝突!你在街上吃雪糕跟你喺公務員為何會有衝突?」

不過,黃素君理解,這部分有待政府內部民主意識得到較多共同理念才能做到,也靠多管齊下才行。她強調,若民主被介定為學術,太遙遠,但民主是很生活的,是對人的尊重。「即使不接受,不代表不存在,道理類同性教育,因為資訊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的,要正視如何解讀,可以是很好的教材,提升每個人的批判思維。」

為何要通過選舉?為何要少數服從多數?

如果老師真的向學生探討選舉,黃素君建議,可以刺激學生思考,為何要通過選舉這個方法,同時探討為何要少數服從多數,「照道理其實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我認得有學生問,立法會的組成,為何代表教育的沒有多少個,但代表商界的反而那麼多?」,這讓我們反思,「社會的大多數」其實在指甚麼?

選舉,只要你是持份者!

選舉每四年一次,以此作為公民課題材,亦通常是一次性,對學生的衝擊,還有沒有其他可以配合延續?黃素君以海星學校為例,校方曾經嘗試讓學生參與修改校規,以及票選校服設計;她認為每個地方,只要嘗試思考持份者有否參與的機會,機會就會有。

但她亦承認,現時大部分學校,特別是規模大的學校,都傾向採取「行政主導」,持份者無參與權;學生無參與權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人際關係疏離,學生德育培育不理想,很多認知都只流於「知道」的層面,沒有討論。

愛校、參與和認識,是三回事

對於有學校動員學生幫忙選舉拉票,黃素君認為是「軟性催眠」。她覺得學校有責任讓學生區分愛校、參與選舉和認識選舉,是三回事。有些學生因為愛校,就會幫忙,但未必知道為何要幫,同樣,幫忙了又不一定合乎公義。久而久之,她擔憂一旦讓學生確信為真理就是問題,因為學生愛校只證明了學校某方面的成功,但學校卻沒有肩負起將選舉意義陳述的責任。

她又相信,可能學校會以「入到議會就能代表學生爭取利益」為由來說服學生,但她認為,如果這是呼籲學生參與選舉的唯一動機的話,這不但是功利化,同時是弱化和扭曲了選舉意義。

一切就由今屆選舉開始

黃素君表示,由今屆選舉開始,校方和老師都可以思考,如何通過四年立法會,讓學生認識公民權利和基本法;她覺得基本法推廣委員會與其定期派發小冊子,不如考慮先從學生角度出發,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權利,例如兒童權利公約。

整體上,她建議澳門亦應當參與一些國際公民計劃,了解澳門學生的公民素質到甚麼水平,無須對國際資料或報告太過抗拒,因為每個地區總有不同的區情。而這一切,就率先應從教師培訓做起。作為老師,黃素君堅信,應該要認識國際兒童公約,「因為十八歲以下的都在妳手上!」讓老師關心其教學、亦關心學生的人權多一些。

最後,黃素君認為民主、權利、公約等議題,政府不應該害怕,反而更應給予多點支援,若老師設計相關議題的教材,可借鏡其他地方的發展;學校則應該思考學校的本質,「到底培養有用的公民,是否等於只會讀書的學生?品德及公民教育應該放在甚麼位置?」現時「怪獸家長」的出現,是基於對學校的不信任,但家長的想法,是否就等於教育應有的想法?黃素君認為值得深思。而學校本身,也是家長教育的基地,所以學校可以好好利用渠道,讓家長對學校教育多點認識。同樣,社會企業有責任讓員工成長,持續教育也應該由政府帶頭做起;她同時寄望,媒體對新議會作好監督,成為公民活生生的教材。

展望澳門的未來,黃素君說:「我不是那麼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