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進擊的公民論盡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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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香港政治劇場

003 進擊的公民論盡紙本

文:小西(香港)

時間:2013年07月15日 12:12

什麼是政治劇場?

有人認為,所有劇場都是政治的。但正如美國戲劇研究學者米高.柯比( Michael Kirby)所言,若根據韋伯斯特(Webster)辭典對「政治」(Political)的定義:(一)有關或關注政府、國家或政治(politics);(二)具有確定之政府組織;(三)介入政治或持特定政治立場;(四)有關或具有政黨或政治家特點,即古今大部份戲劇作品如無任何政治訊息,也就談不上是政治劇場。1 柯比指出, 韋伯斯特辭典對政治的定義,強調人們的「主動意圖」(Active Intent)。由此引伸,當一個劇場表演有意識地關注政府、國家或政治事務,並介入政治或持特定政治立場,則我們可稱之為政治劇場。 與此同時,因為政治劇場處理政治觀念與概念,批評或支持特定之政治立場,所以政治劇場也是「智性劇場」(Intellectual Theatre)。此外,對於當代的政治議題與問題,由於政治劇場不止被動應對,而是反守為攻,直面社會現實,所以它在智性上也是靈活機動的(Intellectually Dynamic)。2 而且,大部份政治劇場的作品,也希望改變觀眾的想法與信念,並以此為基礎,引發進一步的政治行動。3

的而且確,正如柯比所言,就算某一戲劇作品涉及政治權力與人物(例如《哈姆雷特》),並不代表那是政治劇場的作品。事實上,翻開戲劇史,我們會有不少戲劇作品均以「政治」為題材,但這並不表示它們都是政治劇場的作品。反過來說,任何劇本均可經導演之手,演繹成為政治劇場作品。此外,同樣的(政治劇場)劇本,卻可能因為時移世易,而失卻了原劇的(政治)時效性。4

1989 《酷戰紀事1》沙磚上

1989 《酷戰紀事1》沙磚上

近代話劇的政治啟蒙根源

其實,打從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有意識地引入「話劇」(Drama)這種西方戲劇形式(即純用台詞,不唱,不用戲曲程式表演),戲劇便負有宣傳社會改革、甚至鼓吹革命的偉大使命。5 就算香港近代話劇,從一開始,即負有五四新劇希望透過啟蒙群眾來振興家國的使命。事實上,正是中國近代話劇之父歐陽予倩將話劇引進香港。1928年,歐陽予倩受廣東省政府的邀請,創立並主持廣東戲劇研究所。他是香港戰前話劇活躍份子如盧敦、李晨風、吳回、李化等的老師,也曾兩度來港帶領香港劇人演出話劇,組織劇團,可謂影響深遠。1934式A歐陽予倩更領導當時的時代劇團,演出《油漆未乾》一劇,借助法國作家勒內.福舒瓦的這個喜劇對當代社會中階級衝突的描述,對應當下,針砭時弊。6

之後,無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後期,還是抗戰期間,由於國難當前,加上國內大量難民來港,話劇都無可避免地負有救國救亡的使命。7 此外, 抗戰爆發後,香港成為左右兩種意識型態的戰場。國共表面上合作抗日,但在文化領域上卻不斷展開暗鬥。反映到舞台上,則左右都把戲台視為宣傳政治理念之場所。8

換言之,無論是中國近代話劇,還是香港近代話劇,從一開始,都具有一個很強的政治劇場傳統。

1989民主藝墟

1989民主藝墟

香港政治劇場的幾種表現

然而,正如柯比所言,對於劇場研究者來說,一個作品的政治內容或訊息無所謂好壞,因為劇場分析更關心的是,戲劇家是如何表達特定的政治內容。9 就此而論,香港近四十年來的政治劇場作品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一)話劇;(二)小劇場;與(三)民眾劇場。10

首先,由於香港大專學界於1966年舉辦了首屆「大專戲劇節」(後改稱「學聯戲劇節」),促使了香港戰後第一波的話劇潮,成為了香港戲劇發展史上的分水嶺。「大專戲劇節」舉辦以後,當時大專同學開始培養自己的戲劇傳統,自1969年第四屆開始,更規定參賽者必須創作新劇,結果「大專戲劇節」造就了大量的創作劇本。 進入七十年代,時代的衝擊愈來愈逼近,同學們一方面通過戲劇思考國情,另一方面則以舞台直接探問眼前的現實 。這些話劇作品,可謂秉承了五四新劇的關懷家國與社會的政治劇場傳統,而且影響一直延續至今。無論是八十年代在中英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的刺激下,湧現大量以香港前途與香港人身份為主題的創作劇本,還是香港老牌知識份子劇團致群劇社一直以來的作品,都從沒有放棄中國近代話劇的「講台」功能。

及至八、九十年代,則先後出現了進念.二十面體、沙磚上等從事前衛實驗創作的小劇場團體。跟傳統的話劇不同,受到六、七十年代歐美小劇場之影響,這一批來自不同藝術範疇的本地年青創作人,除了詰問現實,更嘗試突破劇場內部的種種成規,釋放劇場本身的政治潛力。再加上他們當時適逢香港後過渡期、八九六四等時代巨變,他們的確從不同的層面創作出大量具有政治劇場意味的實驗作品。

至於民眾劇場,則可算小劇場的一支。同樣受到六、七十年代歐美小劇場之影響,但香港民眾劇場卻另闢蹊徑,自七十年代末,本着「為民眾的戲劇,民眾創造的戲劇」的精神,一批主要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左翼青年,開始進入社區,跟不同的弱勢社團合作,通過戲劇工作坊發現種種貼身的社會問題,並以戲劇形式呈現,從而達至民眾賦權(Empowerment)的效果。就表達形式而言,民眾劇場作品大多探取傳統的話劇形式,但究其本質,民眾劇場的關鍵卻在於整個創作與排練過程對於參與者的「轉化」。 這也解釋了香港民眾劇場的主要推動者「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近年為什麼會大力推動來自視藝的行為藝術形式。 本着「為民眾的戲劇,民眾創造的戲劇」的精神,通過行為藝術,讓民眾自我賦權。

1. Michael Kirby, “On Political Theatre”, The Drama Review-TDR, Vol. 19, No. 2, Jun, 1975, p. 129.
2. Ibid., pp. 129-130。
3. Ibid., p. 132。
4. Ibid., p. 130。
5. 鄺耀輝、羅卡與法蘭賓著:《從戲台到講台:早期香港戲劇及演藝活動  一九零零-一九四一》,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學會(香港分會),1999年,頁24-32。
6. 同註5,頁34-40。
7. 同註5,頁58-84。
8. 同註5,頁84-92。
9. Michael Kirby, “On Political Theatre”, p. 132.
10. 本來還可以再加入「政治消費劇場」的類別,用來描述像《東宮西宮》、黃子華棟篤笑等主要以大眾娛樂為目的之作品。但由於這些作品偏離政治劇場的宗旨,且大部份價值不高,故此略過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