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8 從六四看民主派的未來每週專題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是中國人一個「不想記起,未敢忘記」的日子。在現實社會的打擊下,有人隱姓埋名,有人遭受打擊,有人見風使舵。這為澳門的社會史也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天代表了澳門爭取民主的人們走到台前的時刻。 可喜的是,近年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而作為民主派代表團體的新澳門學社成立也快將二十年了。可是隨著第一代民主派年齡漸長,以及議會路線的確立,他們在代際繼承,組織發展,或許甚至在意識形態上,也進入了瓶頸。面對未來複雜的政治環境,我們對他們以及澳門居民應該有什麼新的期許?

為了良心終不悔 只憂再無後來者 ——專訪八九本地學運領袖聶國瑞

2012-06-08 從六四看民主派的未來每週專題

文:悟塵

時間:2012年06月8日 17:17

當年在北京學運的感召下,澳門一班大學生也走上街頭展開了聲援北京學生的熱血行動。這是本澳大學生史無前例也迄今未見來者的最有聲勢參與社會政治行動,亦為此在澳門學運歷史上記下了有意義一頁。然而,當年帶領同學行動的「頭頭」聶國瑞,卻北京六四血腥鎭壓學生後,在澳門也遭到暴力對付而頭部受傷⋯…。然後他曾做記者,卻被標籤激進者,但他從不後悔當年參與;再然後移民到澳洲有幸福家庭,且現在重返校園則是修讀神學,而未來可能從事神職的聶國瑞,仍然不變是對良知和操守的執著。

 

不站出來,有負澳門和北京學生

 

一九八九年北京這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亦激起了小城澳門的民心。是以,當東亞大學(澳大前身)一班學生也走上街頭時實在備受贊賞。說起當年怎麼會組織同學上街,聶國瑞這樣道來:「其實,我是被迫上梁山的,當年完全是烏合之眾。猶記得當年五月十七日日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學生開始絕食,全世界有中國人的地方都出來聲援,好似澳門不怎樣,而香港的大學生都紛紛出來甚至組織上北京聲援,我們這群大學生在借來的地方上學,只有少數同學覺得我們不站出來,像是有負北京的同學。於是我們幾個香港來澳門讀書的同學再走到走廊上找着了一些澳門同學,於是大家分工合作,找些布條橫額之類,借來大聲公和做了幾個紙箱收集市民捐款。」

 

就這樣,由氹仔大學校園步行過舊大橋,沿路學北京的學生叫口號,有些口號是自創的像︰李鵬下台,大家好落台。「我們一路行過大橋,去到以前的銅馬像廣場,大家都站了一會兒,怎辦好呢?要去哪裏呢?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好像我有點主意,不如沿着水坑尾行上大三巴再落新馬路跟着到新華社抗議,遞信給人大常委會。」他形容當時真的很散漫的,沒有組織可言,我們於是就決定這樣走了,沿路收了市民的捐款,收下收原來很多人拍掌歡呼,知道我們是東亞大學生,竟然有人說從此對我們改觀。我們自己都知道,一直以來在澳門人心目中名聲不大好,其實我們沒有懷着甚麼目的動機,只是覺得不站出來,會一生後悔,就這樣我們就到新華社靜坐抗議。」聶國瑞他們收了很多捐款,原本託中華教育會帶上北京,那個校長本來答應了,但後來左推右搪,最終將捐款由兩個同學帶上去,「我真的很想去,但遭到其他同學反對,我也無緣見一見他們。」

 

在那些年,單純學生行動卻也面對周遭複雜的人和事,故提防之心不可無。「有很多外圍人士都想打我們主意乘機混進來,但市民信任我們因為我們是大學生,他們有種投射支持北京學生的情意結,我們小組的核心成員都堅持是由學生組成。因為這樣,我們或會有過激行動,市民和輿論見我們是學生都會原諒,這個底線我們一直都持守。所以見第一次靜坐越來越複雜,其他外圍非學生組織想加入,我見開始有失控跡象,就決定結束靜坐,再觀察北京情勢才作配合。」他說,源於學生的單純思想到終於學生的情懷,是我們一直所堅持的,所以有些同學得不到父母批准靜坐,他們是趁着出外補習來坐幾小時。「到我日後被打傷頭部,因為要對父母負責,我們要被迫解散。」

 

新聞事業:艱苦中的支持

 

「廿三年過去了,我們的小組其他同學可以隱姓埋名,而我因為一直是出頭鳥,其實在澳門立足是有一定困難的。」聶國瑞大學畢業後來在澳門投身新聞工作,但也因曾搞學運而踫釘了,「我本來申請做澳門電視台記者,但新聞部主管見我帶領過搞學運,不敢請我,而電台新聞部主管莫麗明願意請我,使我可以投身新聞界。」再後來,聶國瑞做了香港亞視駐澳門記者。

 

他強調,「我一直被標籤,不過我從沒有後悔參與過,也從沒有轉軚。我做新聞都一直是本着新聞的操守和良知,這點我毫不諱言,忠於自己良知,雖然有時因為讓接觸過的景象搞得無所適從,但雲霧撥開後,堅持信念仍是自六四以後沒有變過的操守。」現在人生的路上走到另一個階段,對於廿三年前做過的或者有點犠牲,但相比那些流血犠牲或要流亡海外的北京同學,「我又算不得甚麼了,我仍然為我們一群烏合之眾走過了大橋而自豪,至少我們這間大學曾經有過一批同學為民主為自由吶喊過。不知道在校園搬走前有沒有一次真的有同學再為社會不公平現象走那前人走過的路?」

 

寄語學生和社文教工作者

 

聶國瑞指出,一間大學培養不出社會的良心,這間大學只是文憑工廠,即是大學的教授只懂按訂單做製成品,而進入工廠的學生也甘願成為千篇一律的加工製品,這是可悲的。「不要問今天社會供應了我們多少成為了社會的加工品,應該問我們可以帶領社會走到甚麼境況。」

 

雖然移民外國許多年,但關切澳門的心沒有變,批判精神更沒變,他敏鋭指出,沒有良心的社會,只會充斥着行屍走肉的人,大家按着大家長那枝指揮捧歌功頌德,歌舞昇平。「誰個說澳門缺乏加工業發展呀?她有着幾乎是以人口密度最多的文憑工廠,生產量按人產值應名列前茅,但對社會又能帶來多少效益呢?我們的學生是無辜的,他們只是加工原材料,按倒模而製造出來,問題是政府和大學當局包括老師究竟要怎樣的「製成品」,他們按訂單發出文憑,學術水平不論,但做社會領袖就肯定缺乏承擔了。看澳門每遇到問題時那群當官的、那群主政的質素如何,就因為大學沒有盡社會良心的責任,昧着良心過活自然過得安舒,但害了一代又一代,讓他們成為空心的一代,只懂用物質來填滿,對得起社會高薪供養你們嗎?記得當年挽留林達光校長的只有學生出來做,不要薛老X重作馮婦,都是學生站出來,我們只是烏合之眾,但畢竟我們知道要做社會良心的烏合之眾。」

 

聶國瑞認為,無論從政的或是在社會前綫工作的例如記者、教師或社工等,必定要有良心,要有專業的操守。「越多有這樣的人,這個社會的民主法治質素就越高;相反若果這類站在前線的人都沒有良心,沒有專業操守,以不屬於這個行業該渴求的代價──例如金錢或物質享受來代替了良心和操守,這與性工作者無異,因為他們也為了金錢而出賣了良心和尊嚴,不過他們比起前者還好一點,他們只在同一時間接觸一個或兩個或三個或一兩個(極限了嗎?),但沒有良心或操守的前線工作者遺禍社會後患無窮。」他仍然帶著當年學生領袖和後來出色記者所具有的銳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