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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追不上人口衰老的速度」──專訪《伴生》導演黃肇邦和監製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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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黑

時間:2017年07月20日 15:15

隨著社會走進老齡化甚至高齡化的現實,有關老人問題、醫療、生死議題等的討論也日漸多起來,然而,較多人關注的可能還是有關福利政策方面的問題,卻較少有談及老人與照護者、家人之間這些其實更埋身的問題。去年,香港一部以此為題的紀錄片《伴生》引起廣泛討論,影片記錄了三個家庭的子女與老人之間的照護關係,拍攝長達三年,當中不少對話、訪談,除了反映很多人正在面對的真實狀況,也讓人反思生命意義。今年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把此片帶來澳門,上周六在戀愛・電影館進行了首場放映及映後座談。

導演黃肇邦(右)和監製卓翔。

導演黃肇邦(右)和監製卓翔。(攝影:Ngan Wa Ao)

不想帶著假設性問題來做紀錄片

導演黃肇邦的首部作品《子非魚》紀錄香港鮮魚行學校一群活在貧窮線下的小學生,探討香港的貧窮問題,《伴生》是他的第二部紀錄長片,同樣觸及社會深層,以至人性深處的死亡議題,黃肇邦認為這正是自己所一直關心的。

「我覺得做紀錄片最重要的,首先是我要關心這個主題,否則就只是為拍而拍。紀錄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創作,當中所呈現的問題我會不斷去思考,但我不能單以自己的思考去引導當中的呈現。我作為一名旁觀者,先要去理解和感受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盡量誠實地把這三年中所觀察到的東西記錄下來,然後嘗試以三個層次來呈現。

我也會警惕自己不要先帶很多假設性的問題,如『安樂死』可能是很多人所關心的,但仔細觀察這三年的拍攝,其實受訪者們並沒有真的談及這個問題,而在這以外其實還有很多迫切的問題,如病人可以有『預設醫療指示』的權利等,很多問題仍未被足夠認識,這些都希望藉著影片能引起更多討論。」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在尖沙咀海旁。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在尖沙咀海旁。

老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中,照護壓力更大

該片自2016年亞洲電影節播放至今已在香港多家影院上映,黃肇邦也出席了四十多場的映後分享,他說不想放過可以與觀眾直接交流的機會,每一次都聽到很多觀眾的故事。

「有些觀眾看完後還帶父母來再看一次,戲院內平時少用的輪椅位也滿了,也有不少醫護人員來看,在這幾個月內我聽了很多,也有不少尖銳的問題;通過這些分享,我發現大部份人非常缺乏交流,而香港的照護壓力是很大的,很多人是藉今次才把問題說出來,而積累太多會成為壓抑,家人的情緒也是需要支援的,尤其照護者是需要經驗和知識的,不是單憑愛心就可以,現在社會走入少子化,這種照護的問題更有需要去學習,有時學識愈高,放下的難度愈大;像片中的陳小姐是家中獨女,她獨自面對老人的壓力,正是片中所呈現出來的問題。」

影片如投入水中的石頭,不止感染力很大,帶動的延伸討論亦超出導演預期。

「在拍攝的時候,我還不是很具體地知道老齡化問題的嚴重程度,拍完後統計局出了數據,才知道在廿年後的香港,每三人中就有一個是老人。映後座談又聽了很多觀眾的故事,我們還只是想在片中呈現家庭關係,探討老年照顧、生死、孝義等倫理問題,但原來社會已來不及解決這些,因為還有很多迫切的問題,原來我落後到不得了,我還停留在人文關係,追不上人口衰老的速度。當這影片推出時,觀眾原來期待看到更多東西,但我的影片真的無法解答這麼多的問題;我不是由社會現象而帶入故事的,不是因資料而拍攝,我只想你認得這些老人家,知道他們與家人的故事。」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

導演希望藉著影片可以令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安老、養老等問題。

「無論安老政策還是照護觀念,香港還是很落後,還是在想有錢就去請私家看護、去老人院,或者就留在醫院,很多人都以為只有這些選擇。對年青人來說,他們很快就要負擔這些老年問題,我們社會未來是否可以有更多安老的選擇?這是我希望電影能推動大家去多考慮,以至作出改變的。」

隨著生命進程而拍攝,得到不少啟發

「其實選擇這三個家庭,首先是自己單純地好喜歡他們,松哥與太太玉梅、沛叔和太太阿金、慕賢婆婆與兒子,開始時還不了解他們的背景,主題在拍攝過程中也一直未有去確定,只是跟著受訪者的生命進程去拍,沒有前設。直到拍攝陳小姐與父母在尖沙咀海傍的那一天,我覺得拍攝到這裡應該要結束了,然後回去梳理這三年拍下來的素材,才慢慢發現『伴生』這個主題,發現原來我最想呈現的還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

「《伴生》這個名字就是形容自然界中兩個生命體在共同的環境下,後來的生命依附著先長出來的生命而成長,相互關係是有喜有悲、千絲萬縷的,就如同我們與父母的關係。」

在拍攝過程中所得到的啟發,也幫助他克服一些自身困難。

「可能由於經常進出醫院等場地,身上也帶著較多負面的壓力,在拍攝一年多後,有一天突然患上面癱,後經兩個月的治療才慢慢復原,而在這段時間中也戴著口罩繼續去拍攝,本來感到難受,但當去到護老院時,他們知道後竟說小意思,繼續沒事般跟我聊天,請我吃東西,這種處之泰然也感染了我。那一刻我感覺到人在遇到無力感或壓力時,反而更應該行前一步,解決當中不透明的地方,這也是建立關係的重要,不要收埋自己,要釋放自己,朝問題的源頭去積極解決。」

《伴生》導演黃肇邦。

《伴生》導演黃肇邦。(攝影:Ngan Wa Ao)

機構的信任與支援,更大於資源

在黃肇邦拍《子非魚》之前,便已經想拍這方面的題材,不是因社會人口老化等有關,而是更純粹地與自身經歷了一些死亡有關,也思考到成年人的責任,想了解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關係,但一直礙於未有足夠條件而暫緩。
「直到放映《子非魚》時,我遇到東華三院的社會服務科主任,他很喜歡《子非魚》,問我下一個計劃想拍什麼,就是在此機緣中便開始了與東華三院的合作。在他的幫助下,我先去東華三院的院舍做義工,得以了解到很多老人、家人和前線所面臨的問題,也能進入醫院、護老院等地方拍攝,解決了很多拍攝上的困難,這些幫助更大於資源。」

紀錄片的拍攝往往比劇情片時間要長,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對各方面都是一個挑戰。

「其實在拍攝的三年中,我與東華三院雙方都不知道這個計劃是否終能完成,但他們從來沒有給我壓力,對我的創作給予很大的尊重和信任,更重要是大家志向相同,我尤其感謝這位主任,他的人文關懷對我是很大的支持力量。反而是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會不斷反問所拍的內容對當事人、對社會有否幫助,很感恩的是被拍攝者們從來沒有這樣質疑過我,也沒有拒絕過我,如松哥(片中一位老人)在離世前跟我說,希望我能完成該片,不要放棄。我要相信影片的訊息和能量是可以傳遞給更多人的,不要白白浪費這些受訪者願意分享的心意。」

導演黃肇邦和監製卓翔在戀愛電影館放映後的座談。

導演黃肇邦和監製卓翔在戀愛電影館放映後的座談。(攝影:Ngan Wa Ao)

紀錄片在香港的拍攝與發行困難

《伴生》的監製卓翔是影片背後重要的推手,他致力推動紀錄片在香港能為大眾所認識,能像一般電影那樣在影院放映,引起更多討論和關注。

「紀錄片開始慢慢建立一個公眾觀賞的基礎,會付費進電影院,可能是自09年張經緯的《音樂人生》開始,觀眾也開始明白紀錄片可能需要花更長時間去拍攝。我們發現很多人拍了紀錄片,但沒有很好的放映平台,可能只在一些電影節中播兩場就消失了,只有很少人看到,影片未能產生足夠的意義和發揮它的功能,所以我們成立『映像先驗』,就是以這個為目標,希望能做好發行,把紀錄片放入影院,也希望能讓紀錄片導演得到更多時間去拍攝。」

推動是重要的,但如黃肇邦所說,在香港拍紀錄片仍然很難生存,一來資源不多,二來需要的人手幫助也是多的,如果自己沒有工作便好難維持。

「在這三年拍攝中,要全職工作才能維持。我拍紀錄片已踏入第九年了,一直都是一人工作為主,《子非魚》就是這樣,連音樂都是自己做,但後來我覺得不應由一個人做所有事情,我更希望能有團隊的支援,今次《伴生》是我與攝影師兩人完成。我相信有心人是很多的,我在尋找志向相同的團隊。」

儘管在一個如此不確定的環境中,但通過多年持續工作,反而使他們對紀錄片的力量愈來愈肯定。

「紀錄片是關於人,這是首要的。我是一個很貼地長大的人,小時候住在舊屋邨,讀書成績不好,也曾做過餐廳、賣過球鞋,見到很多不同的人,我想知道每一個人成長的背後遇到了什麼,而這些都決定了你是一個怎樣的人,造就了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一直在片中所關心的主題都是『成長』。

我以前是讀新聞系的,拍紀錄片是因為可以自己一個人完成。我現在也與學生說,先嘗試拍紀錄片吧,先表現一下你的世界觀,我覺得要先了解自己,了解這個世界,才能做創作。紀錄片是直指人心的,我相信紀錄片的力量可以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