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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是充權,是治療,給我很大的勇氣──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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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黑

時間:2017年07月13日 12:12

今年第二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日常對話》,引起了觀眾席中小小的議論。從題材內容到拍攝手法,都與我們一般理解的紀錄片有點不一樣,影片的主線是導演黃惠偵在處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希望走出過往一直困住彼此生命的黑洞。鏡頭對準了自己的同志母親,母女三代的家居生活展露在鏡頭下,一股暗湧卻潛藏在安靜的日常中不斷拍擊,一個一個問題被呈現,直到最後。影片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也是女性的生命史,同時反照著有著相似經驗的家庭與女性。導演的拍攝從1998年到2015年,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她自己也從少女成為母親,影片隨著導演人生狀態而有不同的轉變。

影展開幕放映後,導演黃惠偵與觀眾對談。(攝影: Ngan Wa Ao)

影展開幕放映後,導演黃惠偵與觀眾對談。(攝影: Ngan Wa Ao)

 

從憤怒開始  以理解完成

「的確是經歷了不同的狀態。當98年我剛開始拍攝的時候,是因為憤怒和困惑,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我媽會與我們那麼疏離?為什麼社會上的人會這樣看待我們?」童年時母親因家暴而倉亡離家,黃惠偵一直沒有去上學,而是跟著母親做『牽亡』(引領亡魂或讓亡魂上身與親人對談,從事的多為女性),這在台灣社會中幾乎沒人願意做的工作。「我既是中輟生,又是童工,做非主流的工作,再加上成長在不健全的家庭裡,母親還是一名女同志,在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社會就為我貼了很多標籤。」當初的憤怒也包括這些在成長過程中被貼上標籤的痛苦,促使黃惠偵拿起攝影機來。

「幸好後來接觸了社會運動,在那十年裡我開始理解社會上很多事情,也開始理解過去的憤怒與疑問。到生了小孩之後,我覺得已經把自己的憤怒處理到某一個階段,把自己的狀態安頓好了,回過頭來試圖理解我母親的狀態,之前我是以小孩的角度去面對家裡的問題,現在多了作為母親的視角,才驚覺過去自己是那麼的愚蠢,開始理解身為母親那不一樣的狀態,當初年輕時那些憤怒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問題了,這些標籤現在對我已經不是困擾,因為我已經知道自己是誰。透過做這個電影,我比較有勇氣去靠近我母親,傾訴的對象就是我的母親。」

雖然從98年開始一直斷續地拍攝,但黃惠偵是到了女兒出生的那一年,才下定決心要把影片完成:「我想改變與母親的關係。如果我們還有一些時間能相處的話,我不希望我們還像陌生人那樣相處下去。」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投身社會運動 被充權的過程

由於一直無法去上學,不做「牽亡」工作時,黃惠偵只和妹妹在家看電視,租漫畫看。改變的發生,是在她接觸到蘆荻社區大學才開始。

「那裡有一群輔大的老師開了很多心理學的課程,自我覺察與人際溝通等,這些課程一般在大學裡才有,這些課對我很有幫助,讓我找到一個方法去理解自己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台灣的社區大學,只要年滿18歲就可以去讀,學費相當便宜,課程多種多樣,任何公眾都有機會接觸到專業知識,是一種對知識的解放和普及,也是一種公民成長的推動。在不同地區的社區大學課程也會有些不同,在黃惠偵所在的蘆荻社區大學,她與其他家庭婦女一起,逐漸接觸到性別意識、社會結構、性別平權等理念,也接觸到不同生命經歷的人,這讓她開始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生命,開始想要做出一些改變。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一同出席影展開幕,女兒在電影中是重要角色,也是促成整部影片的催化劑。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一同出席影展開幕,女兒在電影中是重要角色,也是促成整部影片的催化劑。

她走出原來的生命軌道,去了NGO工作。做過基金會,也做過移工團體,還有中國時報工會,然後是紀錄片工會,也接觸到很多不同地區的NGO團體,經常被各種社會議題所包圍,她經常上街,這是一個覺醒的過程。

「做NGO對我來說的確就是一個充權(Empower)的過程,雖在不同單位工作但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幫助不同的勞動者為自己的權利發聲,然後試圖作出一些改變。在這段時間裡,我比較能坦然地去面對自己的問題,同時我也明白到如果我不站出來為自己講話,沒有辦法期待別人來為你講,所以我要自己去拍完這部我與我母親的電影。」

一次社運事件促成動力。

「2012年底,台灣開始出現有關「多元成家」法案的討論,在這個法案出來之前我以為台灣社會已經進步不少,對『同志婚姻』應不會有太大反應,但在2013年底,反多元成家等團體卻在凱道發起大遊行,遊行人數之多,是我做社運以來所少見的,當時我心情複雜,首先是驚訝,然後是悲哀,原來社會對這個議題還是有那麼多的不理解。在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也許這部片不只是呈現我跟媽媽之間的事情,也許對台灣社會也能起到一些作用,這更加強了我要把這部電影拍完的決心。它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一天沒完成一天都記掛著它。」

 

說出過去 坦然面對生命

在2014年前,黃惠偵沒有申請資金,只在工餘時間拍攝,雖一直在拍但一直都沒有做什麼訪問,她形容那過程可說是一種逃避:一方面自己很膽怯,另一方面她知道媽媽仍不願意坐下來與她對話,「她都會像影片一開始那樣,會說很無聊然後走開,只要一旦試圖跟她講話,她就很有警覺心,轉身要走。」

但後來影片裡出現的母親雖然還是很酷,卻也有非常放鬆的家居狀態,好像完全不介意攝影機的存在,包括其他片中出現的受訪者與母親的親友,都能很自然地談起最隱私的部份,這又是如何做到的?

「先說我媽鄉下的兄弟姐妹吧,他們的日常生活其實跟電影很遠,對於影像很陌生,而且我不是一個外來的記者,只是一個無害的晚輩,想拍攝的是母親的故事,所以他們比較安心,而且我的攝影師是一個從事社區工作很久的人,很能跟老人家相處,也會說台語;而且長輩們年紀已經很大,對於過去的人生比較願意分享,雖然對於我母親的同志身份,還是會有點迴避。」

影片隨著黃惠偵與母親一起返鄉祭祖,訪問了鄉下的家人。

「但他們不去談不一定是不能接受,而是還沒有找到一個方法去談論這些事情,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中,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講。我的訪問像是敲門,當他們知道我不是抱著質疑態度時,他們就開始放開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想這可能也是一種想要保護我媽媽的方法吧。」

除此以外,還訪問了數名母親的女友們。

「我媽的女友們也都很主動想要被訪,而且很願意講,講到最後其實都在講自己的生命故事,但我沒有用在片子裡,因為跟這部片子的原意不同。也許她們也是到了一定年齡,能比較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我更確認的一點是:把過去的經歷講出來,對她們來說都有某種功能,很像是一種治療。」

《日常對話》中媽媽的日常娛樂生活一幕(相片由影展提供)

《日常對話》中媽媽的日常娛樂生活一幕(相片由影展提供)

 

「社會不鼓勵人們談論很多事情」

看到這些阿姨在受訪過程中的反應,黃惠偵更意識到影片的作用。在訪談完成後,她問母親心裡的感覺是怎樣,母親說講出來後心裡比較輕鬆,她也有把這個說法放在電視播放的版本中。

「一旦能講出來時,你就比較能去面對,如果今天連說都說不出來時,那非常讓人痛苦。像片中提到的『家暴』,我媽從來不講是因為她覺得這是羞恥的,或者我童年被性侵的經驗,當以前我們連講出來都不行的時候,它反而會一直造成傷害。暴力在發生的當下也許就結束了,但結束的只是行為,但為什麼那種恥辱會持續那麼久,是因為那個傷害一直沒有處理。我自己也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這些,尤其是有了做社運的經驗後,我才比較有能力去梳理自己的感受。」

當《日常對話》在台灣上映時,雖然好評不絕,但也有人會質疑這樣一個私密的故事,為什麼要被講出來,黃惠偵說,正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常常不鼓勵人們談論很多事情。

「今天我把影片做出來,不是為了要改變我與我媽的經歷,因為這已經過去了,但社會上還一直有類似的事情在發生,像家暴、性侵,還有同性婚姻,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在獨自面對這些問題。我今天不講,這些事情依然存在,但我講了,大家就要一起來面對它。這不是個別家庭在經歷的事。」

因此也有觀眾在放映後跟導演說謝謝,因為她講了她們講不出來的事情。

「回過頭來看,我覺得我比母親幸運很多,因為我有機會得到比較多的社會資源,比如說得到知識,以及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讓我能真正去面對,有機會離開那些困住我的東西。但我覺得我媽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所以她只能去編織一套她能接受的說法,把那段長達十年的婚姻與過去的遭遇隱藏起來。」

「我不期待一部電影要有那麼大的社會責任,但我相信拍電影是需要有某種社會責任,我們是要把問題抛出來,刺激人們去想: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變它。如果社會還是認為這些問題不應公開談論,那麼很難得到改變,而這種價值觀還會去傷害更多的人。」

 

在拍攝中拉近與母親的距離

雖然整部影片似乎有種平緩的氣氛,但當中有關人物的特寫卻帶來緊迫的感覺,尤其人物情緒變化的捕捉。

「對,都不可能停機重拍,都是即時發生的。在開始前,我們討論的時間比拍攝要長很多,主要是要理解我這個人與我想表達的事情,譬如拍攝日常生活,我會先跟攝影師講好今天我們要拍的核心是什麼,然後他就去拍出這個感覺,這都仰賴攝影師的經驗和判斷。在訪問前會先調好攝影機,所以我會預計到情況,當中你會發現很多母親的近鏡以至特寫距離都很近,這其實是我希望與母親的距離,平常我的眼睛也是這個距離,以特寫的方式來觀看她。我想攝影師也了解到這是我想要的視角。」

「影片的最後一段,我女兒拿著玩具攝影機去拍我母親,於是我又在後面拍她們,這也是一個晚上突然發生的事情,本來在這個之前我還一直不知道這個片子要怎樣結束。看這最後一段,讓我感受到人對於愛的需要與被需要,都是與生俱來的。從一個這麼小的孩子,我女兒,到我,到我媽,這個追尋與探問都會一直存在。我也要面對跟我女兒不一樣的母女關係,以後也會有不同的母女問題要處理,影片沒有結局,它是一種活的狀態,會一直有變化,像人生。」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皆有出席開幕放映,並與觀眾進行映後座談。(攝影 Ngan Wa Ao)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皆有出席開幕放映,並與觀眾進行映後座談。(攝影 Ngan Wa Ao)

 

攝影機給了我勇氣

「在這部電影裡,攝影機對我來說,就是一個empower 與治療的工具,也是一個給我勇氣的工具,使我可以面對我媽,與她好好溝通。」

在台北影展放映結束後,黃惠偵的媽媽都會被熱情的觀眾包圍,讓她感受到作為一位母親,作為那個年代的女同志,她所經歷的那些生命歷程,都有其自身意義。「這些認同對我媽也是一種empower,使她慢慢改變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認知。本來她還在擔心這些事情講出來會不好,到現在甚至會邀請朋友去看這部影片,她有在改變了,這就是好事。」

拍攝這部片子,黃惠偵有好幾層的寄望。

「第一是我跟我自己的過去和解,第二是改變我跟我媽的關係,甚至我還有野心很大的第三層,就是希望我媽能和她自己和解。但我知道這第三層是很難靠這部電影造到的,因為我自己都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和自己和解,確實她在拍完後是比較輕鬆了,但是否能真正做到和解,這不是我能夠插手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