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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過海的信件──Bill T. Jones在澳門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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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言

時間:2017年05月24日 14:14

A Letter to My Nephew《致侄子的信》(文化局圖片)

A Letter to My Nephew《致侄子的信》(文化局圖片)

今次澳門藝術節(第28屆)邀請到Bill T. Jones/ Arnie Zane Company(比爾·提·瓊斯現代舞團)演出兩個舞碼,A Letter to My Nephew(《致侄子的信》)和An Evening of Movement and Music(《樂舞之夜》)。

舞團由Bill T. Jones和他的同性伴侶Arnie Zane(1948-1988)於1982年成立,舞團以其多元的美學風格和批判的作品主題蜚聲國際。A Letter to My Nephew是舞團2015年新作,首演於法國杜埃,曾有批評家說:「《致侄子的信》不是那種絢爛奪目的作品,讀起來反而像是個人的沉思,縈繞著反復出現的Briggs的生平影像」。Briggs,即Lance T. Briggs,小名Pretty,Jones最為疼愛的侄子,是此齣舞作的核心,同時也是觀眾凝視和傾聽的對象。熟悉Jones作品的人知道,他擅長用文字和敘事來編排舞作,而這次他以信件的形式講述故事,更加突出了訴說對象的位置,信的開頭富有深情地寫道:「親愛的侄子,我從你的生命中將這部作品帶出來,宛如穿越迷霧」。

1970年,Briggs出生於紐約州水牛城,他是家裡五個子女中唯一的男孩。此時的水牛城正經歷著美國去工業化進程中最為劇烈的人口衰減,工廠倒閉,市民苦於生計。但Briggs仍是這個家族的希望,他和叔叔一樣,擁有極高的藝術才華,曾經獲得三藩市芭蕾舞團(San Francisco Ballet)和 Ailey School 的獎學金,除了舞蹈,他還積極發展模特、作曲、編舞等事業。但耀眼的光芒轉瞬即逝,Briggs後來感染上了艾滋病毒,陷於濫交,在戒除毒品與再次沉溺中不斷掙扎,直至下半身截肢,奄奄一息地癱臥在病床上。2014年,與死神擦身而過的Briggs和叔叔合作展開了一項口述歷史計劃,同期開始撰寫回憶錄,取名為Welcome to The Pretty Show,逐步踏上新的旅程。

這場「穿越迷霧」之途正是沿著Briggs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前行的。舞台設計成糾纏的X型白色走道,一名身著全白兜帽衛衣的黑人演員,腳上套著醒目的紅色長襪,踮著腳尖,像貓一樣優雅地漫步在走道上,彷彿是Briggs的化身。然而,「優雅」的形態背後是舞者如履薄冰,因為走道同時限制了舞者的活動空間和位移方向,這讓他們時刻謹記,在從容身姿與戰戰兢兢的運行中保持平衡。X型的白色走道,可以看作是T型台,也可以看作是白色的血管,它連通整個舞台,如同龐大身軀下的毛細血管,舞者往復穿行,就像血液在此中循環。然而,道路時常會被白色的病床所阻隔,舞者前行的道路被攔截,此番景象就像血液流動不再順暢,正是Briggs身體變化之縮影。與此同時,同恪守規定的前行方向相對的是有人逾越軌道,從此便引出了另一個場景:不再有台上的光榮和驕傲,舞者開始走向迷霧,走向充滿矛盾的世界,「個人」與「世界」緊緊連接在一起。職是之故,這個舞作更像是一個個場景的疊加,其中最為主要的四個場景包括:夜幕下美國街頭的暴力事件;芭蕾舞課室中井然有序的訓練;大批難民渡海而來,湧向法國的海灘;白色的病床毫無徵兆地出現在身體的某處。場景的疊印並不意味著一者對於另一者的完全取代,它製造的效果更像是一種生活對另一種生活的「滲透」,與之相呼應的是,音樂也呈現出「錯位」的傾向,暴亂鬥毆中的搖籃曲,芭蕾舞課上播放的是浩室音樂(House Music),隨之而來的還有身體的形變,芭蕾技巧、街舞、黑人舞蹈總是不經意竄入彼此的領域,在行走、亮相、舞蹈展示出的銳利轉折間,一連串動作又將生命中不同時刻——舞台、酒吧、街頭——的肢體語言連接起來,此刻,肢體動作、場景、音樂,三者創造出了豐富的組合方式,Jones將思考延伸到舞蹈外,那個誰都無法逃避的世界。

A Letter to My Nephew完成於Jones一次法國之行前夕,而彼時彼刻Briggs就躺在病床上,瀕臨死亡。當Jones寄明信片給侄子的時候,他不僅僅提及了埃菲爾鐵塔的景象,也描述了敘利亞難民如何一波又一波地湧向海灘。作品之後在法國巡演時,巴黎發生了連環恐怖襲擊,超過130人喪生。在紐約公演時,美國社會正陷入 2016年大選後的五味雜陳。Jones相信人們身處之地,是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政治事件激烈衝撞的場域,當這封「信」傳遞到一個新的演出劇院,一個新的時刻,「信」的意涵都要被重構(reconstruct),於是,他把對於這些未曾預料的事件的感觸一一投入「信」中。

此次,Jones的「信」跨洋過海來到澳門。舞台上那塊不斷漂移的白板,時常讓人感覺到信中的文字充盈著整個劇場,舞者通過移動白板的方式去尋找文字,使文字顯形,從中拼湊出信件的故事。當聖保祿大教堂遺址(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又稱大三巴牌坊)出現在白板上,紐約、倫敦、巴黎、香港、澳門等城市的名字接踵而至,Jones有意提起觀眾對全球事務的關注,縱使當下只有歐洲各國在面對難民潮和與之相關的難題,但「抗議我們的國家」(“Protest our country” )一句卻似曾相識。個人、社會和政治間的摩擦可能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區出現,澳門的觀眾似乎也不能置身事外。至於影像中閃現的火焰與斑斕的光電,在不經意間喚醒了香港觀眾對一場還未走遠的社會運動的記憶。但此句絕不是對保守主義或是人道主義的輕率判斷,而是Jones認為舞作有責任去呈現世界的矛盾,引向更為深刻的討論。

1962年,美國的「種族主義」仍在大行其道,The Progressive雜誌也刊登了一封給侄子的信,出自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在信中,他擔心侄子的未來,說,儘管這個國度正在慶祝奴隸制度廢除百年,但黑人還不是自由的。相類似的,這種憂慮在體現在Jones身上。Jones不斷找尋那些真實的,而非抽象的,與自己「活著」這件事有著緊密聯繫的東西,他曾說,「我是混血黑人、同性戀、愛滋病倖存者,這是全部的我,拿掉其中一項就不是我。」這些身份的認同來源於他對自我、家庭和種群的感受,這也形塑了Jones的生命經歷與作品無法分割的合一狀態。

James Baldwin曾在信中寫道:「我一直看著你的面孔,就像看到了你的父親。我看著你的父親長大,將他抱在懷裏,拍打他的屁股,看著他學會走路。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一個很早就認識的人,是否愛某個人愛過那麼久,從嬰孩一直延續到兒童時期,繼而到成人。只有這樣,你才能夠以特殊的視角去理解時間,人類的痛苦以及所作的努力。」而Jones此刻正是在凝視Briggs的生命變化,回憶他從天真的孩童到耀眼的明星再到垂危的病人。Jones對病變身體的敏銳感知,在1994年創作的Still/Here就已經展現出來了,這部作品講述了感染艾滋病和其它致命疾病的患者的真實故事。但對於Briggs來說,不僅是身體日漸衰弱,Jones還不得不注視著Briggs事業上的光環隨風消散,作為一個長輩,他一度無法給予侄子以指導。Briggs與Jones的生命歷程擁有諸多鏡像關係,Jones曾提到侄子是家族中除自己外唯一的同性戀者,他曾因侄子的出現而在羞恥感中獲救,而他恰恰又是一位天才舞者。這齣舞稻的創作過程相必是極為痛苦的,在現實生活中,Jones已經參與Briggs生命變化,而寫信和創作舞蹈的過程,又讓Jones不得不再一次面對疾病和生命,種族和藝術等命題,再一次剖析與認識自我。

A Letter to My Nephew,不僅僅是Bill T. Jones敘述的一則個人故事,而且還是一個複雜社會中的「實例」。在舞作中,Lance T. Briggs的生命故事是個人的歷史,同時又是社會議題的焦點,在遺留的社會矛盾未解決而新興矛盾又紛至踏來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少數群體中的孩子(黑人、同性戀、移民)都有可能重新走上Briggs的痛苦道路,社會中令人沮喪的對於種族的偏見不曾停歇,舞作指向未來世界的可能性,個體生命的經歷因為社會的種種歧視變得不可逆轉。A Letter to My Nephew令人潸然,最主要的來源還是編舞家對於「身體」的點點滴滴的記錄,就像舞蹈中不能復返的數字,一切世界外端的矛盾都在個體上展現出來,Jones的「信」不僅僅是長輩對於晚輩的親眼所見,身體的衰朽、精神的萎靡,甚至是一粒粒被時間帶走的活力,而且是對生命存在的根本尊嚴的確證。

注:文章參考了Laura Cappelle,Sharon Basco,Iris Fanger,Wyatt Mason,張懿文等人於不同時期的採訪、記錄和評論以及Still/Here的影像記錄。文中如有錯誤,敬請讀者指出,一切錯誤由作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