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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和圓滿的葬禮──2017藝穗節《生之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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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志峰

時間:2017年01月24日 10:10

有些事情,必須要由對的人去完成,例如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

儀式的地點在大三巴牌坊,大門進去的敎堂遺址內。參加者坐定,開始。

日本人穿著合宜的西服,從右邊樓梯抬出一個行李箱,是一個棺材,開始講述他們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澳門劇場人陳飛歷十年前寫的,主角B仔,和他久未見面的父親的故事。他的父親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好像是很有名的廚師,或者一名爛賭的廚師,或者一位名人。但這和他並沒有甚麼關係,他仍然是在地球的這一邊,和母親窮苦地相依為命。到他成年後,遠離了家鄉,去到地球另一端才見到父親。有一次狂熱的父親在廚房工作完成後,才看到這個菜鳥兒子還在洗碗,來自兩個世界的血脈,一起蹲下來工作,在共同的語境下,有了進一步的消融和展望。

表演的團隊是日本導演佐川大輔的 Theater Moment,七個人的演出,只用七把摺傘和一大一小的皮箱,清晰、乾淨的序事,毫無花巧。之前他在澳門已有數個演出,我也看過幾個,屢獲好評。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今次,佐川大輔使用了大三巴,獲得的不應止於好評這麼簡單,佐川先生的作品圓滿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祭獻。

劇場來源於祭典,這毫無置疑。從祭儀出發,我們得有場地,這一次我們在敎堂;得有參與者,所有觀眾就是,我就是其中之一;得有主祭者,佐川大輔的團隊就是;這約一個小時的《生之葬禮》由日本人來當主祭,在這個地方,那個小小的旅行箱只是一個代表,日本人不說,我們也不會問。

剛開始,日本人肅穆地扛著棺木從樓梯底下走出來,每一個人都拿著傘,我們身處的聖堂內的確也是細雨飛飛,我的皮膚也感到被沾濕了。他們說著在澳門文脈裏一直沈睡的語言,來主持葬禮。他們一講話我便開始激動,使用祭辭敘事我追著字幕也只看個大概,因為我來了一個真的葬禮,當中最重要物品也有了,我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抬著的不只是皮篋,是從他們準備的後台,大三巴天主教墓室內,將他們在十七世紀被迫害、不得已離開母國而死在澳門的同胞祖先抬出來,為他們舉行一次真正的葬禮。

我們坐的方位正是聖堂面向祭壇的坐向,表演者的演區也是主祭祈禱之處,靈柩的放置一如莊嚴的安息彌撒時的遺容告別。墓室石板作為表演的背景,默然佇立,被燈光照著,沒有張揚,卻真實的存在。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我到過作為後台的那個墓室,清楚看到很多主要為日本人的遺骸,他們主要在十七世紀(豐臣與德川幕府之間)期間,為了自己的信仰被母國政權放逐,來到澳門展開新生活。他們在澳門再也看不到親人,也和日本的連繫終斷。別人會感受到他們對母國的思念之情嗎?他們有被母國的人懷念嗎?母國會有人紀念這些宗敎難民嗎?

究竟活在四個世紀之前的日本人,會不會想到今晚有同胞,說著他們的母語和他們靠得如此之近,在聖殿裏舉行葬禮,向參與者講述生命的意義?隔著石牆兩邊的日本人,他們在時間和空間都距離非常遠、文化和認識又各自延伸、斷裂、終止和傳承之後又恍惚陌生起來,在這個節目,這個葬禮之下,澳門與日本,跨越四百年文化脈絡的兩個地方,在這一個小時的真實戲劇祭祀活動下重新接合。

從劇情知道,下一代與上一代的隔膜無法彼此了解,第二代澳門人在異鄉,通過一個人洗碗,而將碗傳遞到另一個人手上再擦乾這個儀式,才能彼此重新了解。我的目光自此至終無法離開後面墓室的石牆,聽著日本殉難者的語言,他們正在復活向我們訴說。佐川大輔和他的七位演員在聖保祿學院(大三巴)這個遺址裏 ,給包括澳門觀眾、亞洲天主敎史、澳日文化交流,乃至最基本的空間處身位置上,充任了作為跨越時空的媒介。

這個世界每日都有人受到不必要的苦難而死,死者隨各自的信仰歸去,又隨人們的思念和記憶復活。葬禮儀式正是安慰活著的人,並和生者紀念逝者,使故人的精神得以在某些時刻復活。

佐川導演就在骸骨之安葬處,團隊們活潑輕鬆的表演陳列於外,而卻又藏著受盡苦難的宗敎難民同胞墓塚,演員對劇中的死亡沒有沉溺,沒有自怨自艾,用殉難者的語言向參與者說,人們應該有正向和正面,並且對未來充滿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

在澳門對外交流的歷史上,在大三巴遺跡的文脈之中,由佐川大輔和Theater Moment 完成這件事,一個小時內,意義之大,遠於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