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游花間 something criticism / 藝文爛鬼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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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

戲游花間 something criticism / 藝文爛鬼樓

文:何志峰

時間:2016年07月26日 10:10

人總是希望安定,以為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便會做到退休。可是沒有人會知道,十年,甚至五年後自己會在哪裏,會做甚麼工作。

1990年代,澳門的建築工人流行去台灣工作,我爸也去過,他們住的是工地睡鋪,吃的是便當,當年台灣經濟強勁,是「錢淹腳目」的尾巴。誰會料到,現在很多年青大學畢業不久的台灣人來工作,很多都是1990年前後出生的,上星期才和兩個台灣人聊天,他們懷疑被公司剝削了法定的假期。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人在資本經濟活動下,是很難逃離的,不只有以上說的澳門和台灣,移工的情況總是存在。澳門曾是豬仔貿易的重點地區,數以萬計的華人經澳門,以簽訂極度嚴苛的契約,實質是欺騙、嚴重剝削、甚至拐賣等形式,遠赴重洋,到南洋、北美、南美等做勞力工作。澳門現在可能鮮有人紀念或提及,不過歷史昭昭,很容易便可以找到。

又有誰會留意,東南亞來澳的移工,透過仲介,通常都要付一筆費用,這筆錢或會以介紹、培訓等名目來收取,該筆費用相等於在澳門工作六個月至十二個月的薪水,即是說,那些受機構安排或訓練過的家傭,來澳門後通常都要先白做至少六個月,作為傭主不會去多想,當然也不曾想過去改變。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再者,移工和僱主的計算,在勞動力的出賣和購買之間的關係,彼此間的情感、家庭、鄉愁、甚至健康,因為無法用錢去量化,也就計算不出來,就等於不存在。正如1996年時我們對台灣地震沒有任何概念,在新聞看到地震會生出對父親思念一樣,這個能算多少錢?

所以,除了錢之外,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印尼表演者的鄉愁、家庭、自信、堅強,被這個演出毫不保留地在三盞燈圓形向澳門市民展示出來。

節目一開始,三名印尼女子舞蹈出來,她們手上張著Batik(印尼傳統花布)和黑布,一名華籍女子進來,她們把Batik的一面向著自己,黑布張對著華人女子,從空間和她們表情得知,姐姐們的心情。

夾雜著印尼舞蹈,表演者向大家展開了自白,拿出沙「係印尼攞返黎,係我媽媽俾我,佢話如果我覺得好孤單的時候,望住尐沙就好似望住屋企。」,絲巾「由印尼攞黎,見到條絲巾會好開心,因為掛住屋企人的時候,可以睇。」和照片「照入面係我表姐,我同佢關係好差,我好唔鍾意佢,不過每次望住呢幅相就好似見返好多屋企人係一齊。」手上的物件附帶著接通了我的感受,讓我知道那是沒有藏暱、直接、顯淺直白的鄉愁。這些海外雇員,並不是西裝畢挺、住在高級公寓、聘請菲律賓家傭打理家務、來自美國的白種男人賭場高級管理者。她們是移工,是來自比澳門更貧窮的地區,是位澳門的資本主義食物鍊當中,下層的勞動者。她們總是被我們使喚,然後被我們無視。包括無視他們在戲劇表演上,母女們的虚疑對話,每天辛勤工作,卻無法待在女兒身邊,女兒的物慾取代了母女的親情,移工們被鎖的不是奴隸的鐵練,是家鄉對他們的需求和期盼。這些需求和期盼,將他們綁在異鄉社會的最低層。而她們亦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改變,「終身學習」、「向上流動」這些美妙的詞語,並不屬於他們。自由的意像,只能透過張開雙手,想像飛翔。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就整體表演而言,明顯是顯得生疏與零碎,主持人也說,她們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日,但也願意花時間排練,四個月的排練顯然是艱苦的,當然,也會是快樂的,他們去向三盞燈的街坊展示了在澳門生活的印尼傭工的處境,短短數十分鐘,大家加深了解,屬於三盞燈這個時空的人將會滿載著回憶,不只那些表演的姐姐,還有在觀看她們表演的同鄉,還有我們。

太陽底下無新事,移工的處境,稍稍想一想便會想得出來,可是,知道別人的故事不一定會感覺到別人的感受,去感受生命,是第一步。感覺到別人的處境然後才可能對別人的困難作出體諒。

七月看了不少的表演,這一場不是最好,但肯定是最有意義的演出。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印尼移工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