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 重啓二〇二〇的想像《五年規劃》影子諮詢文本 / 論盡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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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年之眼──專訪《少年滋味》導演張經緯

#037 重啓二〇二〇的想像《五年規劃》影子諮詢文本 / 論盡紙本

文:黑黑、陳汶燁

時間:2016年05月17日 10:10

第一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首映作品為香港導演張經緯的新作《少年滋味》,該片播出後引起現場觀眾不少共鳴與回響,導演親來出席開幕,並於放映後與觀眾對談,交流氣氛熱烈。

張經緯似乎特別關注少年的成長題材。在他的得獎紀錄片《音樂人生》中,以多年時間聚焦在少年KJ(黃家正)的成長歷程當中,2015年澳門題材的短片《青洲山上》,也是從一名少女的角度來看成年人的世界,今年的紀錄片《少年滋味》則藉著對九名香港青少年的深入訪談,對他們生活形態的記錄,來呈現2015年香港的社會狀況。

香港導演張經緯的新作《少年滋味》在第一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作為開幕電影放映,親身出席與觀眾對談。

香港導演張經緯的新作《少年滋味》在第一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作為開幕電影放映,親身出席與觀眾對談。

為何特別對青少年議題感興趣?

「拍攝《少年滋味》的契機是始於香港青年協會的邀請,讓我拍攝一套關於青少年的紀錄片,要在一年內完成。覺得可以一試後,憑直覺和經驗從幾百人中選出三十名青少年,逐個跟進訪談及拍攝,跟進到一定程度後,便確定了當中九名作為軸心人物,進行深入拍攝。」

張經緯引用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所言,創作就像進入內心的地牢。張認為這些青少年題材的影片所帶出的並非單一問題,所有事情相互間都是有聯繫的。《少年滋味》所呈現的並非一個或一部分青少年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現時的社會情況。這些青少年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如歧視的問題,片中被同學稱為「肥妹」的凱婷及來自青海的新移民華仔是每天都在面對的,反映出社會對這些問題的包容度非常低。

問題並非只是來自教育

首映後曾有觀眾問:「片中青少年們面對的問題,是否來自教育壓力?」張經緯對此不完全認同,他認為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壓力,問題並非單純來自教育機制,而是整個社會如何對待身份差異、文化差異等問題的態度。《少年滋味》讓人看到2015年香港的社會氣氛和香港人的語境,如社會上政治化的情況,從片中小朋友的語境中便可以看到。

還有上一代和這一代在社會改變中所產生的不同價值觀問題,導致雙方溝通失靈。片中廿四歲青年阿Paul的故事就是明顯例子,Paul做義工所得到的快樂在母親眼中卻是偏離正軌和不務正業,當子女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和做法與父母所期望的出現落差,在父母眼中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雙方觀點形成強烈對比,突顯兩代的價值觀差異與矛盾,上一代人的價值觀和認同未必能與這一代思想接軌,例如他對現在有些家長提出「千金難買少年窮」的觀點並不認同,他認為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改變,沒有人想回到過去,每一代都有他們自己的問題要面對,這個說法正好反映出上一代不斷以他們的價值觀來審視這一代。

《少年滋味》2016, 78min,張經緯, 香港

《少年滋味》2016, 78min,張經緯, 香港

拍紀錄片的角度很重要

《少年滋味》在澳門首映前,香港剛好發生TSA(香港教育局發出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爭議和短時間內有數名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令香港的教育問題成為公眾討論焦點。而該片正好就是呈現青少年的成長議題,然而片中沒有談及這些具爭議的議題,使人更想了解導演背後的心思。

張經緯認為,拍紀錄片的角度和對議題的取向是很重要的。他沒有選擇追著坊間的焦點議題來拍,是因為他認為紀錄片與新聞報道或欄目式的社會時事節目有所不同,電視台一般取向是把最新鮮的社會問題,用盡量快的時間來告訴觀眾當中發生的事,而紀錄片的處理方式則不一樣。「紀錄片應要處理事件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選材上盡量選用具深度的議題,保留時機性,因為紀錄片拍攝和製作的時間比電視上的節目長,到拍攝完成和放映時,要使觀眾仍不覺得這是一個過時的議題,不需要再關注或探討。」

其次,在正式院線中播放紀錄片與電視上播放是根本不同的,當中有長處亦有短處。短處是紀錄片要用拍電影般的最高規格來製作,比較花費時間和資金;長處就是院線播放有強制性,付錢買票入場就準備好全程觀看,不會胡亂離開戲院,觀眾可以更投入地聽導演說故事,導演也可以處理更深入的議題,慢慢一層一層地將問題進行梳理。不像在網絡看片那般,斷續地、隨意地看,這種看片方式某程度上減弱了年青人的思考可能。

《少年滋味》導演張經緯

《少年滋味》導演張經緯

紀錄片不是「挖掘」,而是「溝通」

拍攝紀錄片手法多樣,每個人都有想表達的事情。張經緯認為拍攝紀錄片不是「挖掘」,而是透過不斷的溝通,讓受訪者有足夠的時間把自己展現出來。每次拍片前張經緯都會提醒自己要「放鬆」,就是少一些對受訪者的主觀前設,更開放地去聆聽受訪者如何表達自己,想帶出哪些重要訊息等,他會先讓觀眾對眼前的青少年有感受,看到他的為人,再一層一層深入去了解這個人物。

提起《KJ音樂人生》與《少年滋味》之間的分別,他說,後者是導演讓觀眾一層一層慢慢了解香港青少年的世界,如第一層讓觀眾了解到這些青少年全都是名校生,但這些名校生並不快樂,接著發現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問題,已踏足社會工作的青年也有自己的煩惱,這並不純粹是一個人物的故事,而是由各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慢慢把社會的問題展現出來。

如何去理解「真相」對導演是一個考驗

K.J是一個人物,他在《音樂人生》裡有很多關於「如何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人」的想法,他更對自己的家人有深切的評論,這一段內容的衝擊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少年滋味》中,一位少女也同樣對家人說了一些話,而導演的處理則是直接把少女的聲音隱去,讓人留下想像。兩者處理方式截然不同,這裡牽涉到的是紀錄片的隱私和道德問題嗎?還有更多的原因嗎?

張經緯說拍紀錄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拍到的未必是真相,也未必可以使用。」相反他會去了解鏡頭以外的事情,在理解到真實後,用鏡頭的語言再去呈現這個真相。「受訪者說出來的未必是完全的真相,有時通過鏡頭,可能會捕捉到受訪者沒提及到、卻從言行中透露出來的、更真實的真相。」在這部紀錄片裡,受訪青少年都能很坦誠地在鏡頭前說出很多個人想法和感受,有些更是在首次訪談中,已觸及到相當隱私的部份,在面對這些內容時要如何去選取?即使受訪者完全不介意也認為內容沒問題,但是否就能如實呈現在影片當中?關於這些倫理的判斷,張經緯認為不能單純以理論去談其客觀性的問題,主要還是取決於對人物角色的形成及紀錄片所拍攝的主題重心,還要考慮受訪者的情緒問題,以及事件對人物的影響,同時他自己也會思考:對於這些問題,導演是否可能去介入?

張經緯坦言,紀錄片是透過導演的拍攝方式,來讓觀眾明白當中的真實,當中一定有黑暗面。所以當導演理解了事件十層的真相後,可能在紀錄片中只能說出當中的兩層。再透露多一點的話,可能會對受訪者本人或周邊的人構成傷害,對觀眾也可能會不舒服。當然也有導演會追求呈現大量真實的,如日本導演今村昌平,不同導演有不同處理「真實」的方式,他認為這是拍紀錄片必須考慮的事。導演在知道太多真實後可能會對心理造成負擔,所以他認為紀錄片並不適宜以太私密的對象為題材,除非身心準備很充分和功力深厚,不然這很可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他認為人性不會有完美,太完美便會失衡,但他對人性一直抱有希望,認為社會應該相信年青人,從而對成年人所主導的社會有更多反思。

張經緯曾在澳門工作過一段時間,拍攝了短片《青洲山上》,對澳門有一定了解。他認為澳門青少年應該也能察覺到所處社會的問題,澳門經濟發展單一,賺錢雖比香港容易,但出路更少,表面看來他們似乎對生活及社會有點事不關己,甚至冷淡,但他相信澳門青少年一定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關鍵只在於有沒有人願意坐下來認真聆聽。他知道澳門有拍攝紀錄片的鼓勵計劃,若能針對社會議題來拍攝,應能呈現出不少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