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指的是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公民社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為了社會特定需要、公眾利益而形成的組織。」Skelly（2010）
回歸後，政治格局的轉變，社交網站的興起，人民素質的提升等種種因素，讓港澳開始步入公民社會的雛型。受香港政治氛圍的影響，近年集會遊行在澳門實屬常態，但事情無論在社交網站是何等沸沸揚揚，終究還是無法更進一步，故出現了早前立法會選舉的「期望落差」。某議員「睇死」澳門人不參與遊行，實質就是認為單靠社運人士、有志青年、新興基層工人團體等的力量是不成氣候。是故「五‧二五」、「五‧二七」的突破，在於一種公民的集體醒覺。筆者認為主要成因如下：
其一，民意被趕入窮巷。每個人對反映不滿的取態都有程度上的不同：社運人士傾向以極端方法利用傳媒影響力，以弱制強。但一般中產知識份子卻普遍認為需要據理力爭，而中老年人士則喜歡在相互妥協中求取和諧，當中取態又因人因事而異。「離補」方案不同於「加二加二加一百」，當中存在的不公狀況顯而易見，而賴以力爭的學術「公理」，卻又一面倒地立在強權的一方：某學術機構發起專題研討活動，最後的報導竟是「一言堂」──所有人均認為「離補」方案合理，連內地官媒都能輕易指出法案的三大問題，而澳門社會最高端的學者專家卻一句也未說上，或說了未有人報導，如此一來，高級知識份子的所謂社會良心的角色已經完全失信於民。還有那個本身已經缺乏民意代表性的議會，僅餘不過半數的直選議員，竟然大部份也選擇支持法案，盡失民心。當專家學者和民選議員都無法代表自己發聲，人民仰賴的就只剩下自己的一點力量。很多人一直把持的理性：如果可以溝通，為什麼不先溝通？如果可以讓步，為什麼不協商？無可伸張，當社會已經失去「表達、說理、爭辯」的溝通機制，人民立於「趕狗入窮巷」之地，再溫和理性的人也會醒覺。
其二，新一代社運青年的素質提升。和過往不同，這次組織者比較努力地放下黨派的固有色彩，由一群背景相對單純的年輕人，透過網上團體發起運動，且有廣泛邀請不同政見的人士參與，並對不同意見者，甚至質疑的聲音表現出善意和包容，加上受到早前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整個活動的策劃過程都表現出高水平：理念簡單明確，規劃具體清晰，操作井然有序。其身教言教所表現出的成熟有度，不僅感染了很多胸懷民主夢的青少年，也讓很多長輩刮目相看，投以信任的一票。
其三，新生媒體深入社群。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公眾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等大規模的群眾互動，很多小市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士對這些媒體的訊息較有介心。是次運動除了facebook主場，不少支持者還有運用whatsapp、wechat等新媒體，以組群互動的方式發酵動員，連平日不活躍於面書的長者、中產、師奶等都各自在群組中收到訊息、相約行動，達到集腋成裘之效。
筆者認為，社會運動由原來熱衷於社運的人士，走向廣大社群，而活動的成功又再促使市民對公民參與的認可。以上種種，均對走向較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著重要的標竿作用。當人民了解到上街不一定是激進的流血衝突，而是基本的公民責任時，就會更加有勇氣透過社會運動去表達自己的訴求，達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Putnam所言：公民可以共同建立社會資本，信任和共同價值觀，從而轉化出政治氣氛，使社會結合為一體，促進社會中的相互了解和關聯，提升共同利益。
公民社會的建立，除了公民的醒覺，社會制度的配合尤其關鍵。如果在上者決意走向極權，而非從善如流，人民醒覺也就只能孤注一擲地走向最極端，革命由此而生。因此，如何建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公民社會，發揮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積極性，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不同訴求的宣示，平衡不同族群的社會利益，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配合。當然，民主政制才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先決條件，是次運動最多只能促進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醒覺。路漫漫其修遠兮，需要吾等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