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是我第六次參加的，也是最為「投入」的——身為嶺南大學編委會的一員，由中午到晚上都在忙派發六四特刊的事。及至晚上八時左右，傾盆大雨從天而降，殺主辦方及與會者一個措手不及，局面頗似支聯會在面對「愛國論爭」時的進退失據。
從初中時只為朦朧的悼念死難者、反專制政權信念而來，到後來對八九民運及香港廿多年來的政治轉變有一點基本了解，我參與晚會的心情也有所變化：對現狀的失望增加了，卻更希望奮力抵抗這種無力感。我所失望者，並非梁振英之流的前後變臉（這種政治投機不值得我為之傷神），而是部分支聯會要員的說辭——對「愛國」含糊其辭，下不到一個令人稍覺信服的定義；把籌款（建紀念館）視為要務，予人本末倒置之感。
我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但不會刻意標榜自己為一個愛國者。對我而言，哀悼六四事件是難以脫離「中國人」本位的。同胞情感及鮮活的記憶，令我們為六四死難者感到特別痛心，並不與我們關心他國人道主義災難相矛盾。而反思八九民運及中國近代史，則令我覺得以愛國、救國為職志者，多易惹專制政權之恨，倒頭來反不能自保，而大眾之冷漠漸增，才是中國的悲劇。在香港，我為此難受，甚至為此厭恨，亦不知此一悲劇何時終結，只能勉勵自己去認識更多國情（非官方定義一套），待自己有能力之際再想「可以做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