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香港與澳門雖屬一國，但有各自的經濟制度、行政機關及法律體系；可是，近年三地卻接連發生拆遷的衝突及爭議。
中國大陸的強拆可謂無日無之，甚至發生不少自焚抗爭的悲劇。有地方官員甚至提出「沒有強拆沒有新中國」的荒誕說法；香港的拆遷事件由市區重建的舊區，蔓延至受高鐵影響的新界菜園村；而相對較少拆遷衝突的澳門，最近亦發生青洲坊強拆事件。
強拆頻生的一大背景，是這三個華人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一個特殊階段﹣﹣一個透過大規模「建設／破壞」循環的時刻，不管是市區重建或基礎建設，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或GDP的驅策下，都需要改造原有的空間，破壞平民百姓原有的生活環境。而且，「建設／破壞」大循環經常要動員及利用政府的權力及資源，否則，單靠所謂平等的商業交易關係，資本主義的增長是無以為繼。
自九十年代中以來，中國大陸實行新財稅制度安排，令地方政府需要尋求正常稅收以外的財政來源，賣地、房地產稅、房地產發展等對地方政府漸漸變得重要，在不少地方中更佔一半以上財政收入；而蓬勃的房地產發展，亦反過來使地方政府向銀行大量貸款，形成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例如，北京及上海市的近市中心地區的區政府，往往成為房地產發展的投資者或合夥人。對他們唯一的障礙，就是住在要開發地段的居民。既然政府在當中有既得利益，亦有不受監督的公權力，於是，清除障礙的最簡易方法，便是利用手上的警察公安，以及被授予權力的拆遷隊及公司。
至於香港與澳門兩地的資本主義發展，在回歸後亦需要活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狂潮的庇護下，亦即常人道「背靠祖國」或「融合」之意。因此，兩地緊跟「建設／破壞」的大循環，走出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經濟不景。例如，香港在金融風暴及經濟衰退中活過來後，更需要加速市區重建，重新啟動基建投資（如所謂「十大基建」），增加資金及人群的流動性。澳門則在二００二年開始開放賭權後，以及國內自由行個人遊的開放，全城都在大興土木，不管是道路交通建設，或者大型娛樂設施及房地產發展，都發生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
三地的另一共同點，是極不完善的民主監督制度，以及荏弱的公民社會，要解決拆遷問題，不可能「和諧」。中國大陸由中央以至地方政府的威權統治，令獨立的公民組織發展重重受阻，沒有起碼的公眾參與及監督，能抵擋推土機的組織力量幾近不存在，故此，反抗者往往以個人激烈（甚至帶有絕望的味道）行動回應。澳門與香港情況不至於如此惡劣，但兩地的民主制度還有待建立，在一個不民主的宗主國統治之下，自然受到重重制肘。
把拆遷問題放在廣闊的圖象之中看，就是一個廣義的民主政治問題，它不單是落實狹義的公民權，或如何過渡到「民主中國」；不僅僅是實現「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許諾，而是關乎平民百姓如何在GDP以外有自主的經濟生活，如何組織起公民社會，改革政治社會制度，抵抗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及與其共生的政府權力。三個不同地方，固然有共同的命運，也有共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