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一代如何繼承抗爭傳統?

2010-12-03 重探澳門社會的抗爭傳統 專題報道

文:未熄

網址:https://aamacau.com/?p=1280

時間:2010年12月3日 19:19

編輯在與我約稿的時候,提醒我少談歷史材料,多談社會抗爭的歷史意識。可是我們對歷史的了解恰恰是我們日後行動方向的基礎,我想還是免不了。當然我不是要簡單的把事情再講一遍,當是一種死背硬記的材料。我認為歷史對我們有兩個作用:第一是了解自身處境;第二是吸收當中的教訓。

抗爭歷史

對當代澳門人而言,我們的處境是承自「一二·三」事件。雖然由於《中葡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葡萄牙「四·二五革命」後確立的制度仍然被保留下來,可是整個社會那更大而不可見於法律條文的運作方式,即以社團領袖代表民意,仍是一九六六|六七年間反抗澳葡殖民統治的成果。而在澳門回歸以後,原來已經在澳門華人社會佔壟斷地位的「愛國愛澳」人士的後代走到台前,靠「一國兩制」掌握實在的政治權力(相反,他們的經濟力量,除了地產業以外,不是已衰亡就是受到外來競爭挑戰)。從愛國和歷史的眼光而言,這些人確有其合法性。可是,面對正在發展的公民社會,他們有沒有做到與時俱進,而非安於原來的管治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思進取?

澳門歷史的發展,也是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密不可分的。澳門的經濟在一九七零至九零年代處於比較多元化的環境。當時全球處於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在亞洲的盟邦進行投資,首先是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然後是亞洲四小龍,澳門的發展已經是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前哨。此後,澳門資本家不但投資內地,如今澳門的經濟,無論是旅遊、金融等業,內地已經成為了主導因素。同時,無論在教育(大學的存在)、經貿、文化等方面,澳門的國際化程度又是數十年來最大的。

歷史教訓

至於在教訓方面,正如本期專題所揭示,澳門歷史上並不缺乏抗爭的歷史:從沈志亮到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物,乃至「五·二九」等群眾運動。可是,自從六十年代以來我們的社會就處於一元化的空間,欠缺了當中的傳承。雖然在八十年代有過結社熱潮,但八九民運、「三化」等因素,引致年輕人流向政府,為新社團帶來打擊,傳統社團地位直到回歸前仍然穩固。另一方面,與香港很不同的是,澳門的社會抗爭,由於上述因素,欠缺足夠的分支互相支持。可以說,一切得從頭開始。當中,青年運動在這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相信會是重中之重。

目前,澳門青年人的社會行動形式主要是訊息生產。正如十月一日的專題報導所言,互聯網的出現以及傳播技術的普及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是批評時政的內容,例如是《愛瞞日報》、《吹水茶餐廳》等以外,網台也為年輕人在狹窄的大氣電波以外,提供了發言空間。當然,還是有新的青年團體的,當中比較突出的是青年動力:在五一遊行以後,他們半年來舉辦過討論會、遞信、發表聲明、集會等多種活動,取得一定的社會效果。

倡議式抗爭

另一種潛在的抗爭形式就是倡議,常見於消費者運動、社區運動等,通常稱為「杯葛」、「罷買」或者「拒吃」,運用道德勸說,刺激大眾思考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當中的權力關係,促進理性選擇自決,產生改變。事實上倡議在歐美,以至香港都頗為常見。其中比較近期的例子有反對捕獵鯊魚的「魚翅婚宴、人情七折」,而「罷吃大家樂」更成功迫使快餐集團放棄不公的計薪方式。相對罷工等硬性的行動,倡議參與成本較低,而且可有潛移默化之效。不過,倡議並不像正式組織對大多數非核心的參加者具強制力,效果多少會有稀釋。

澳門年青一代進行社會行動,面對的困難大致可分為兩方面:參與成本高,以及資源不足。第一點相信是澳門社會運動界的共同難題。雖然我們比內地幸運,通常不會因為參加社會行動而失去自由,可是較軟性的社會控制的確存在。最直接方式的就是以失去工作為威脅。澳門「行頭窄」,不單行業選擇少,而且無論本地或者外資,都與內地關係密切。可以說是結構性問題。與之相關的,是澳門地方小、人際關係密切,要進行一些與主流意見不一致的活動是會有壓力的。當然,澳門的年輕人通常早已「聽聽話話」,以便將來找到好工作。

資源問題

資源問題可以細分為三方面:資金∕物資、知識,和人際網絡。不同於傳統社團,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資金經由澳門基金會注入帳戶,要進行獨立的社會行動需要自籌資金。當然,以目前社會財富增加,只要能做好組織本身,強調透明化工作,豐富形式,相信是比較容易的。從成本計算,以五一青年遊行為例,除了一些道具以外,製作宣傳單張相信就是最大的支出,總數相信不過一千幾百而已(接受媒體訪問,又加上互聯網,成本又減輕了一些)。

一個人不起來向不公義抗爭,其中一個原因是不知道問題的存在,就算知道了問題,認為要改變,也不知道表達的方法。後者尚且可以直接詢問政府部門,或尋求議員協助,但前者是需要學習的;而要促進社會發展,兩者都是需要在自身掌握以後,再教育他人的。前者在澳門尤其嚴重:澳門的青年進大學唸書,多數選擇工商管理或科技專業,對社會科學和哲學有興趣的可謂鳳毛麟角。加上與香港─澳門人知識的重要入口地─的交流在回歸後受到限制,就算是一個說話斯文的大學法學院院長都不能倖免,有改變社會志向的澳門人必須靠自身主動學習。幸運的是,現在互聯網時代,資訊尚算自由,要接觸其他地區的人事和觀點,只需要比較好的英語程度和會上網就可以了。

最後,人際網絡的建立對獨立的青年團體有很重要的價值。一來網絡是一種資源:傳播訊息固然需要網絡。有時需要認識一個想請教的學者,可能需要透過第三者介紹。又例如一個人要承受參加運動的壓力,有了互相了解、認同的朋友,可以得到所需的支持。二來,由於家庭、教育、現代通訊手段等因素,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加入一個真實的群體中,需要學習相處,並且懂得在共同目標下,求同存異、分工合作,以及維持一班更廣泛合作者和支持者,這本身對參與其中的每一位青年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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